明朝末年爆发了一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这场起义战争中，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攻占了北京，使得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建立了大顺政权；而另一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则称帝建国于四川，国号大西。
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时期，农民军势力虽强势崛起，但令人非常诧异的是，在与明朝官军作战中势如破竹，军力达百万以上，使进军路上沿边府州望风瓦解的农民军，却在与入关清军的战争中屡屡失利，使得刚刚建立起的大顺、大西等新生政权又快速消亡。
那么，为什么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起义军能够推翻明朝，却最终在面对清军时迅速失败呢？
有些人一看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认为答案很简单，无非就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战斗力强于明军，清军战斗力又强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吗，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明军面对清军战斗力不一定弱，农民军战败也不是说在面对清军时没有打过胜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起义军能够推翻明朝的原因；
二是败于清军的原因。
就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能够推翻明朝而言，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政治腐败、天灾人祸下，全国存在大量穷苦农民。
明朝晚期国内局势大厦难支，天灾人祸不断，官府横征暴敛，土地兼并严重，部分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李自成、张献忠的老家陕西的农民受到的压迫最为严重。从明神宗万历晚期开始，部分地区便有了农民军流动作战的记载。
而就全国范围内来看也是如此。如万历年间，便有安徽刘汝国号济贫王反抗明官府，又有赵古元在徐州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截断了漕运。此种农民叛乱并不是个例，而是遍及全国，接二连三的不断发生。这就意味着李自成等人的农民起义有着很广泛的基础，这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在与明军作战中屡屡获胜的根本原因。
其实明末农民起义也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很多次挫折，甚至在明朝官军的围堵、镇压下多次陷入低谷。如崇祯五年（1632），陕甘总督洪承畴调大军围剿陕西起义军，斩杀农民军三万六千多人，农民起义暂时陷入低潮。
但是令明廷没有想到的是，突围出去的少部分农民军冲入山西、河南后，大量当地的穷苦农民加入农民军，这使得农民军迅速在当地恢复且壮大了力量。由此可见，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方才使得农民军屡次转危为安直至壮大。
第二，明朝官军两线作战，难以兼顾，疲于奔命。
明朝的官军有多次刚要将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时，清军就破边墙而入内劫掠，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明军在京师戒严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回守卫京师同清军作战。如崇祯十一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主张增加十二万军队，同原各省总督巡抚的军队逐渐对农民军成包围之势。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明廷剿抚并用，使得很多农民军将领投降，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遭受重大挫折。
先是李自成等部同明军作战中多次战败，身边人数最少的时候只有几百人，直至遁入深山，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销声匿迹，以至于部分明朝官员以为李自成已经身死。张献忠也迫于形势暂时接受了朝廷的招抚。
就在明廷仿佛终于要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的时候，清军两路入边过运河，攻破济南城，俘获人口二十余万，崇祯帝为此将本用来镇压及监视农民军的官军精锐大量北调守卫京师，而农民起义军则纷纷趁机再起，等明廷回过神来想再度镇压时已是无能为力。
而农民军败于清军则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农民军建立政权后，继续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使得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明朝官僚暗中勾结清军，甚至发动叛乱。
追赃助饷简单来说就是农民军认为明朝官僚贵族的家产都是“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因此没收明朝宗室、官僚、勋臣和太监的家产用来解决财政问题，各品级的官员、贵族都有摊派的款额，如“中堂十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两万等”，交不够款额则在军营中受夹刑，而对普通农民则实行“三年免征”的政策。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普遍推行追赃助饷政策，使得各地明朝官员人人自危，纷纷持敌视态度。
如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部本欲投降李自成，但在路上听到自己父亲在北京因追饷受到夹刑，家产被收没而转投了清朝，同多尔衮所率的清军联合击败前来征讨的李自成。另外，很多原本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僚在看到李自成败于山海关后纷纷发动叛乱，如明朝遵化巡抚宋权投降后被李自成任命为遵化节度使，结果他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发动兵变，将该地的原大顺政权的农民军将领及官吏全部杀害。这种明朝官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发动的叛乱有很多，给李自成的军事部署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而清军进关后，为了收买人心，大发布告，一方面宣布自己是为明朝士大夫报君父之仇，另一方面宣布凡是归降的明朝官员不仅官复原职，还许诺有功者加官进爵，因此得到了北方部分有权势的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第二，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在面对清军时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敌状况。
如李自成从北京带领农民军征讨吴三桂时，没有对吴三桂与清军联合作出战略预设，所带军队数量对付吴三桂虽绰绰有余，但对付一直虎视眈眈的清军，力量就有些薄弱了。因此，等到清军突然杀出，李自成便很快败下阵来。按理说，在明朝覆灭前，清军就多次进关劫掠，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李自成应有所防备。但李自成好像认为清朝入关劫掠是清朝和明朝的事情，自己与清军井水不犯河水，对方完全没有理由来进攻自己，在这种轻敌情况下，方有山海关之败。
顺治三年，清廷令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军四川。十一月，入川清军由俘虏口中得知张献忠大营所在地，随即迅速发兵前进，史载豪格部“衔枚疾驱，一昼夜行三百里”，而驻扎在凤凰山下的张献忠则丝毫没有发觉，甚至在清军突至大营前有人前来报告时，张献忠仍丝毫不相信，没有做任何准备。在清军到来后，张献忠仅率少部分人到阵前侦察，结果被清军射中而死。清军立马发动总攻，大西军本就毫无战斗准备，张献忠又身死，所以大败，仅有部分余众突围，大西政权由此被摧毁。
因此，总的来看，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能够推翻明朝是在有着广泛贫苦农民基础、明廷两线作战多次错失良机的情况下成功的。而他们在推翻明朝后因为实行追赃政策，打击面过广，没有受到北方官僚士大夫的支持，而在面对清军时，没有正确的对形势作出预判，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轻敌状况，由此造成了日后之败。
作者：李光彩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明末农民战争》 袁良义
【2】《南明史》 顾诚
【3】《清史稿》 赵尔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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