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预示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然而，短短的一年，泱泱大中华半壁河山尽失，“落后就要挨打”再一次得到了诠释。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充足的人力，还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自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及强驻法属殖民地（今越南），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国际运输线陆续被切断，唯一剩下的“大动脉”就是滇缅公路，这也是日军南下作战进攻缅甸的主要原因。尽管滇缅公路最终失守，但其背后的隐情却耐人寻味。
丘吉尔的短视和自私，中国远征军迟迟不能入缅作战。
在英国的战略中，缅甸、香港的地位远比新加坡、马来亚低许多，但对中国来说，缅甸一旦丢失，“大动脉”被掐断，没有国际援助的中国抗战，仅能维持3个月。于是，提出8万远征军入缅作战，却被丘吉尔等人以各种理由婉拒，这是为何？
首先，虽说大英帝国渐渐衰弱，又面临着德国的威胁，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在远东最大的基地——新加坡陈兵10几万人，又有“Z舰队”护航；再加上美国的支持，日本就是再猖狂，也不敢和英、美两国叫板，不需要中国帮忙。
其次，丘吉尔等人从骨子里就看不上“日渐崛起”的日本，更瞧不起各方面都落后的中国。在他们看来，日军的实力不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就更不行，一旦打起来，很可能成为英军的负累；甚至傲慢地认为，中国抗战的成败与否与其无关。
更关键的是，丘吉尔担心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很有可能触及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利益；一旦抗战胜利后，待在缅甸不走的中国军队，将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在他看来，即使将缅甸丢给日本人，战后还能以战胜国的身份，重新要回缅甸。
说白了，就是不顾中国安危，宁肯丢掉缅甸，也休想插手英国事务。这种战略上短视和自私的做法，立刻遭到罗斯福的反对。一方面，中国的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才使得美、英两国集中力量去对付德国，实现既定的“先欧后亚”战略；
另一方面，中国远征缅甸，既维持抗战需要，又能阻止日军以此为前进基地进攻英属印度；更何况，英国根本派不出太多的兵力，而中国有的是人。迫于美国的压力，英国与中国正式结为军事同盟，并拟定由中国方面派遣3个军入缅作战。
但仅过3天，英国人再次食言。
1942年1月2日，根据“阿卡迪亚会议”形成的决议，盟军成立中国战区，指挥中国、越南和泰国的盟军部队。同时，还成立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由英国人韦维尔担任司令，而对中国至关重要的英属缅甸，自然也就划在英国人的作战区域。
说起韦维尔这个人，可以用“逃跑司令”来形容。在非洲担任中东英军司令，被隆美尔赶到远东，在新加坡损失13万人，又在荷属东印度损失8万人，最后到了缅甸；曾任印度总司令、美英荷澳四国联合指挥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
尽管是一路败仗，却稳坐司令位。他和丘吉尔一样，对中国人存在很大偏见，就在中、英两国签署《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军事协定》的3天后，他以补给不足，不能为太多的部队提供保障为由，暂缓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入缅时间另行通知。
日军从泰国分3路向缅甸进攻，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占领了毛淡棉，前方就是无险可守的仰光。现在，不仅中国方面着急，而且英国人也着急，双方再次商定中国出兵。就在中国远征军第5、第6军10万人准备入缅时，又被韦维尔叫停。
战局到了危急时刻，既挡不住日军进攻，又拒绝增援的韦维尔，到底想干什么？就连一贯抵触中国人的丘吉尔，也无法忍受地质问道：“中国人在孤立无援且装备低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战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呢？为何不欢迎他们的援助？”
韦维尔辩解称：“依靠印度和澳大利亚调来的援军，足以应付日军的进攻”，并亲自赶往仰光调兵遣将。随着新加坡的沦陷，缅甸的英军毫无斗志，撤退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澳大利亚为保卫本土拒绝增援。这时，韦维尔想到了中国人。
令人气愤的是，他在向重庆发出“仰光危机，请速派第5军入缅”的紧急电报后，韦维尔再次“跑路”去了印度。从北非到印度，从新加坡到爪哇岛，又辗转缅甸再次跑往印度，如果不是在英帕尔地区拦阻日军，估计这位“逃跑司令”还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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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