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广州西关附近太平门突发大火，大火7天不灭，波及住宅1.5万余户，商行11家。大火熔毁白银多达4000多万两，“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被焚毁的商行是广东十三行的一部分，这些商行手握特权，官商通吃，富甲一方，时人称为“天子南库”。
十三行的由来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 年）六月，平定台湾的康熙皇帝颁布了《分别住行货税》，决定“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金丝行负责向本地商贩“赴税课司纳税”，而洋货行“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可以说洋货行就是十三行的雏形。经过发展，洋货行以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博得了外商的信赖。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仅保留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广东十三行成为当时唯一能够进行外贸的组织。十三行并不是指特定的十三家商行，数量偶有增减。十三行成立之初，商行多达26家，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商行减至4家，一般商行数量保持在十家左右。十三行中，以“同文”、“广利”、“怡和”为魁，其中“同文行”和“怡和行”财雄势大，人脉广泛，先后成为十三行的首领。
官商结合，专注外贸
与其他商人不同，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质的贸易组织。朝廷和外商以十三行为媒介，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十三行既是中外贸易的桥梁，也是中外商人之间不可逾越的屏障，通过朝廷让渡的外贸权，获取巨额的利润，外商借助十三行，采购商品，开拓市场，三方以贸易为纽带，责任明确，利益均沾。
就地方官吏而言，同样觊觎十三行丰厚的垄断利润。出于成败荣辱的考虑，十三行只有投靠权贵门下，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占得先机。因此，两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清朝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指出：“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
十三行接待外商时，先将船舶停泊澳门，由海关和十三行商人测量吨位，核算船钞，再由“海防衙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浦”，十三行出面筹备“唱演神戏”，“劳以牛酒”，供“外夷观瞻”。
在商务谈判时，“止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其余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拨兵防卫看守。”十三行既是贸易组织，又是外交机构，这一组织的建立无疑是打开东西方贸易的一次制度创新。有了朝廷的撑腰，才是十三行成绩斐然的内在动因。
垄断外贸实力雄厚
十三行不仅从事海上对外贸易，还享有垄断经营的特权。康熙年间，朝廷相继组建了粤（广州）、闽（福州）、浙（宁波）、江（上海）等四大海关，其中“惟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可见朝廷对粤海关的重视。更表明了朝廷对广东对外贸易的关注和期待。
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者销售外国商品，均需经过十三行。乾隆年间，广州绣坊有50多家，从业人员多达3000多人。1772年，销往欧洲的广绣披肩有8万条。四年后，仅英国一家公司采购的披肩就超过了10.4万条。在十三行的运作下，中国的农业经济达到了巅峰，广州变成了清朝对外贸易的中心。时人用“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来描述十三行的富有。
十三行给广州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754年，到港海外商船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海外商船增至83艘，税银达110万两，鸦片战争前，每年有超过200艘海外商船到达广州，税银突破180万两。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十三行缴纳的税款占清朝税收总额的40%。凭借十三行的奥力给，广州在1850年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排名第四，即便是1875年仍位列第七。朝廷给予的外贸特权，为十三行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需求扩大外贸顺差
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刚性需求，刺激了中欧贸易的发展。以英国为例，约1650年，茶叶出现在英国。1669年，东印度公司将首批143磅8盎司（折合65.23千克）茶叶运到英国。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茶叶进口量超过200万磅。至1800年，英国进口茶叶多达2000万磅，奠定了最大茶叶进口商的地位。中国在茶叶贸易中，占据着优势地位。
十三行成立后，每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达700万元的商品，一半以布匹等货物偿付，另一半由美洲银币补偿。1805年后，东印度公司停止向广州输出银币，转而由散商充当代理人以糖、锌等商品贸易弥补。
东印度公司的事例，折射出清朝贸易顺差的“小确幸”。历史学家金汉升在《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估算，1700-1830年间，通过输出茶叶、丝绸等商品，欧洲向中国输入了约6亿美洲银元，折合约4.3亿两。年白银输入量约为330万两。国际市场的持续扩大，为十三行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
捐输不断贡献良多
靠朝廷扶持起家的十三行，对朝廷和各级官吏也投桃报李。十三行其实是朝贡贸易的一个枢纽，游走在政治博弈和经济利益之间，同时赚取大笔可观的财富。当发生战争、赈济灾区、兴办公共建筑或公益事业、皇帝寿辰时，十三行往往以捐献银两的方式反哺朝廷。
据学者陈国桢的《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和对外贸易》统计，从1773年至1835年，十三行以各种名义单独捐银460万两。对此，嘉庆皇帝心知肚明，特地颁谕：“捐输报效已非一次，自当培训商行，另其家道殷实，方不致稍行赔累。”不仅如此，“怡和行”商人伍秉鉴曾在《广州和约》中，分别拿出了110万银元赔付英军。十三行赢得了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声誉。
1842年，清朝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第五款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 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 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同例, 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 无论与何商交易, 均听其便。”这一规定的订立，标志着十三行对外贸易垄断地位的丧失。不过，它为广州积累了丰厚的商业资本，营造了优越的经商氛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对广州乃至全国的商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计白当黑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吴建雍《从广东十三行看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垄断》
【2】赵立人《论十三行的起源》
【3】姜朋《广东十三行的运行和管理》
【4】以咸《话说“十三行”》
【5】隋福民《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制度演化》
【6】任光印《澳门纪略》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8】李国荣 林伟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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