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保行为，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道德风险。严格来说，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就是出自于保险领域。这个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将其引入经济学中。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信息优势方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还做出不利于信息劣势方的行动。
这领域的集大成者当属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是萨缪尔森的老乡，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曾经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继承了萨缪尔森的衣钵，是当今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也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者，对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领域的学术贡献是开创性的。
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耶伦的丈夫乔治·阿克尔洛夫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阿克尔洛夫发现，二手车市场中，卖方对车况信息了如指掌，买方对此知之甚少，卖方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掩盖车况真相，以次充好。这类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形成柠檬市场。
阿克尔洛夫认为，类似的低效市场在发展中国家颇为普遍。比如，印度小地方的放贷者索取的利率要比大城市高两倍。又如，保险人被收取高额保费还赔付困难。还有，二手车买家不得不求助于二手车中介，而不是直接向卖家购买。
斯蒂格利茨延续了阿克尔洛夫的研究，他在保险案例上论证了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保险案例是斯蒂格利茨的成名课题。
斯蒂格利茨发现，在保险市场上，投保人是信息优势方，他了解自己的身体或财产状况。保险公司是信息劣势方，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没有办法掌握投保人的完全信息。如果保险公司对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索要同样高的保费，结果只会吸引高风险的客户光顾，而低风险的客户很可能会放弃。保险公司试图对每个人的风险进行准确识别，以实施差异化定价（不同保费）。但是，保险公司却很难准确识别每一个客户的风险。越是为某一特定损失投保的人实际上是最有可能受到损失的人。
就像金融危机爆发时，市场信息混乱，违约风险大增，贷款方是信息优势方，越能够接受高息的贷款方，违约风险往往越大。投保人、贷款人借助信息优势，试图浑水摸鱼、达成交易的行为，属于逆向选择。
这时银行和保险公司该怎么办？
银行不会因为贷款人同意增加利息而大肆放贷。像这种市场价格提高，供给方也不会增加供给，就是一种逆向选择。除非放款人索取远高于市场利率的利息，比如在高利贷市场中，放款人对贷款人缺乏信任，不但收取极高利率，还常常在交易时直接先从本金中扣除一整年的利息。
同理，保险公司不会因为客户同意提高保费就与之签约。这是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除非保险公司大幅度提高保费，同时增设赔付难度。
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相伴而生。逆向选择中的骗保、骗贷，是一种道德风险。在定损前，维修店故意砸烂汽车零部件，也是道德风险。
市场中还存在另外一种道德风险，如购买车险后，驾车者放松了安全警惕，导致事故率增加。
按照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信贷、保险、二手车、代理人等市场中，交易双方缺乏完整信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做出逆向选择，引发道德风险，导致柠檬市场，即价格扭曲，产出和质量下降，劣币驱逐良币，效率低下，市场失灵。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理论为何重要？
首先，斯蒂格利茨否定了完全竞争市场中一个重要假设——信息完全。
斯蒂格利茨对新古典主义的反驳，以及他的立论基础，都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这一点符合大多数人的认知，因为信息是不完全的，没有任何一个个人、企业能够掌握完整的信息，反观因信息不足而投资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在金融市场中，往往因信息不完整、市场非理性而引发巨大的风险。
其次，逆向选择否定了价格理论。
在自由市场中，价格上涨，供给增加。但是，当金融风险来临时，贷款人即使提高价格，银行依然紧缩银根，降低供给。
第三，道德风险否定了斯密学说以来的立论基石，即追逐个人私利可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信息不对称下，信息优势方获得最大效用，但是信息劣势方可能受损。这种交易并不是互利的，导致了社会福利受损。这就挑战了斯密学说以来的人性基础。
斯蒂格利茨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包装成为支撑凯恩斯学说的有力武器，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论证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找到正当理由。他说：“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如今，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完全理论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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