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到它。
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
不应该用来对付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他们和军事侵略无关。
可是原子弹一经使用，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哈里·S．杜鲁门
▲哈里·S·杜鲁门，制定联合国宪章 ，曾签署命令在长崎、广岛投放原子弹，加速二战结束进程
1950年11月30日，在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以铁腕手段闻名于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语出惊人：美军可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突然向全世界昭示了美国的作战决心。这番言论的公开，其震慑效果已无异于原子弹爆炸。顿时，核子乌云笼罩了欧亚大陆的天空，刚走出二战阴影的欧洲国家重新陷入巨大恐慌。
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人们早已经历了太多震惊，先是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一举扭转战局，然后是中国志愿军的意外参战，可最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刚凭借在二战中的表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竟然被一支几乎毫无海、空作战能力的亚洲新军打得一路溃逃。
谁能预料，长津湖战役尚未结束，美国总统竟然置国际社会的谴责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发出了核威胁。被中国志愿军击溃的美国，真的无法接受败局，从而要在朝鲜战场释放核子恶魔了吗？
作为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铁腕总统”，杜鲁门的名言“决断在我”家喻户晓。这位下令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提前结束二战的政治强人，俨然已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原子弹”一词经他口中说出，所产生的强大辐射迅速波及全球。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仁川登陆
事实上，不仅饱经战火的民众厌恶战争，美国的盟国也对新的战争充满反感—鉴于美苏两国已先后拥有核武器，无论哪方使用原子弹，无疑都将使全世界陷入核灾难。
所以，杜鲁门的威胁一经发出，英国下议院就爆发了1945年工党执政以来关于外交政策“最严重、最焦急、最负责”的一次激烈辩论—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的工业设施高度集中（尤以首都伦敦为甚），无疑是最惧怕核报复的国家之一，在许多议员和普通民众眼里，铁腕总统已与疯子无异。
国内扬扬如沸的反核、反战情绪使英国政府顿时坐到了火山口上，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火速飞赴华盛顿。
一时间，全世界期盼的眼光都聚焦在艾德礼身上。阻止杜鲁门、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似乎被全部寄托于艾德礼的游说之行。
但事实上，杜鲁门、艾德礼这些操控着历史航向的政治巨头们却另有图谋。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英国工党政治家，首相(1945～1951)
在大洋彼岸，华盛顿貌似已乱成一锅粥。由于深陷朝鲜泥潭，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正面临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内外交困，在共和党坚持不懈的弹劾之下，民主党政府早已左支右绌，焦头烂额。
尤其是艾奇逊，简直要被政敌们的口水淹没了。
“在战后全新的世界里，美国两党斗争日渐升级。艾奇逊成为保守派最频繁的攻击目标……共和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艾奇逊和许多国会议员都交过恶，他觉得这些人已经被政治弄得臭气熏天。艾奇逊习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和他们说话，仿佛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小学老师，在为一群令他不胜其烦的六年级学生上课。”
但这些精明的政客并不像在媒体镜头前那样出离愤怒、失去理智—杜鲁门政府绝不会真的发动核打击，将自己陷于万夫所指和两败俱伤。杜鲁门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演出。
他先是授权其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在记者招待会后发表了“一项旨在澄清视听的声明”，用极其模棱两可的暧昧语言，反复强调美国一定会谨慎对待核武器，希望媒体不要误读政府的战略意图；但同时又十分露骨地暗示，美国总统绝对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美国国务卿（1949～1953）
杜鲁门将自己发出的核打击意图归结为媒体的误读，却不断发出赤裸裸的威胁，这显然不是出自先礼后兵的军事礼仪。他和幕僚们当然十分明白，在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友好结盟后，社会主义阵营也拥有核武器，他们根本不会惧怕美国的核打击。
因此，杜鲁门制造核恐慌，所触动的必然只有英国等盟国。美国刺激英国等国的目的何在？
答案只有两个字：停火。
哈里·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腕总统”。
1884年5月8日，哈里·杜鲁门生于密苏里州南部的拉玛尔乡下。在青少年时期，他爱读历史、战史和历届总统的政绩实录。高中毕业以后，当过银行的职员，也经营过农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过炮兵连长；大战结束，获得陆军少校军衔；复员后主持过一个县的政府工作。
1935年当选为参议员， 1945年1月任副总统。当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去世，按照美国宪法规定，他继承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
▲美军镜头下的朝鲜战争
哈里·杜鲁门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从未遭受战火破坏的头号强国。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块“决断在我”的座右铭，象征着世界头号强国的绝对权威。
杜鲁门是一位极端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当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曾经这样主张：美国应该观望，如果希特勒胜利了，就帮助俄国；反之，如果俄国胜利了，就帮助德国；让它们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家就是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恰到好处地做出各种表演，精巧地拨动着民众的情感之弦，由此赚到巨额票房—国家利益。
杜鲁门和艾奇逊没有疯，他们比谁都清楚形势。
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以及在前两次战役中痛击美军，使美国从仁川登陆成功的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终于意识到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即美军已不可能在这场已几乎彻底失控的“有限战争”里获胜。
▲欢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美军越过三八线本身已经铸成大错—引起中国出兵介入战争，而允许麦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这一错误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北朝鲜军队溃败得如此彻底，致使我们不能罢手……很清楚，我们没有就在平壤以北附近的狭窄地带这条线上停下来，这是个悲剧性错误。”
原本希望一举两得，借朝鲜战争的良机巩固远东势力，并获得更多军费支持，以恢复、增强二战之后日益萎缩的美国军力，用以对抗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果却遭到中国军队意外的迎头痛击。这样一来，这场原本设计好的“有限战争”战略彻底破产，使美国面临在朝鲜长期耗下去的危险。美国面前只有一片无尽的泥沼。
在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之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止损，他们果断决定寻求停火。此时，美国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果由他们先提出停火，则无异于自戕，不但成为共和党的笑料和话柄，也根本无法对国内民众、世界各国交代。进退维谷的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索性以进为退，悍然发出了“核威胁”。
▲二战中的苏军士兵
英国的决策者当然读懂了杜鲁门的潜台词，这才有了艾德礼的及时到访。艾德礼明白，杜鲁门的剧本中还缺两个角色：调停者和罪人。万事俱备，他要扮演美国所需要的那个“调停者”，和杜鲁门、艾奇逊一起演一出戏，使美国政府能体面地对中国说出“停火”二字。
事实上，美、英两国就像被硬拉进同一剧组的两位影帝级演员，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这一金杯，将前嫌搁置一边，珠联璧合地上演了一场精彩大戏。
丘吉尔有一段名言，深刻诠释了国家关系的本质：“大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对于英国政府而言，盼望停火谈判的心情异常迫切，甚至超过美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后萧条影响下，西欧各国普遍期盼美国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唯此，美国才会将部队和物资用于欧洲的重建，而不是消耗在远东。正是基于这个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主张以“最低限度的条件尽快地结束谈判”。
▌摘自《板门店谈判纪实》，赵勇田、牛旻（著），重庆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