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加州一上诉法院听取了Uber，Lyft和加州政府律师的辩护，了解了该州是否应将网约车司机认定为员工，并为其提供工资，加班费，保险等福利待遇。
事实上，加州已出现多起关乎“零工经济”未来的诉讼。今年1月，加州实施了一项名为AB5的法律，使得“零工经济”应用难以通过独立承包商的方式聘用员工。尽管该州法律要求上诉法院在90天内做出裁决，但零工经济的未来或许要等到该州选民来决定。
而Uber，Lyft，DoorDash，InstaCart和Postmates合计投入逾1.84亿美元支持一项投票，希望能够推翻上述法律。
今年5月，加州和洛杉矶，圣迭戈及旧金山等城市起诉Uber和Lyft，指控其拒绝将司机归为员工的行为违反AB5。加州法官在8月下令它们在10天内将网约车司机归为员工，但因其提出上诉并威胁要撤离加州，导致这项裁决暂时被搁置。
当然，对“零工经济”的困惑，不只发生在拥有利益集团的美国——众所周知，中国的外卖骑手也“困在系统里”。
事实上，根据《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显示，35.11%的县域零工工作与互联网相关，如网约车和外卖等职业。“互联网+”类零工在各种零工类型中排名第一，网络已深深植根于下沉市场用工领域，与互联网相关的零工经济已成为县域民生的重要支撑。
其实早在许多年前，就有很多学者断言，零工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大重要的经济形态。而在当代中国，零工经济也已随互联网的下沉直达广大县镇。
什么是零工经济？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中写道：“如果把当前的工作世界看作一把尺子，设想它一头是传统意义上由企业提供的职业阶梯，另一头是失业，那么两头之间范围广，种类多的工作选择便是零工经济。”
而这把尺子的两端，正迅速由互联网搭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身披不同颜色，穿梭于城市中间，维系着当代人的效率与体面。
其实谈及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多少有些误区，比如打零工“是因为经济低迷”，“是找到稳定工作前的过渡期”。几年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就曾在一份报告中破除过这些误区。
首先，投身零工经济的人并不少。在欧美，有10%到15%的适龄工作人口通过打零工谋生，还有10%到15%的人把打零工作为主业之外的副业。MBO Partners发布的《美国独立工作者市场状况报告》同样显示，美国独立工作者市场在持续增长，2019年达到4110万人，他们过去一年创造的收入价值1.28万亿，相当于美国2018年GDP的6.2%，等于西班牙GDP的总值。
其次，零工经济的井喷与全球经济的低迷并无正相关。相反，受益于灵活的工作形式和较低的准入门槛，自由职业有可能促进宏观经济的复苏，解决部分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调查显示，欧美国家就业市场中有1亿不完全就业人口，都表示想要更多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至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打零工看起来并非是某种“过渡”。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大约70%的自由职业者是自愿打零工，且与传统行业的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更为满意。
尤其是在中国，也许是出于对城市化进程的某种乐观，也许是刻意渲染对城市中产处境的悲观，在一些传播甚广的文章中，互联网甚至“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秩序，零工们获得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阶层的壁垒。”
当然，自诞生以来，对零工经济的利弊一直都有争端。
早在几年前，《自然》杂志一篇文章就曾发问：零工经济是为人带来福利，还是增加了“剥削”？如同人性底色在“自由”和“安全”两端摇摆，尽管个体看似自由，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社会保障，社会缺少一张安全网为他们兜底。
而平台与个人之间的这道桥梁，亦不像想象中那般稳固。牛津大学数字地理学家马克·格雷汉姆团队调查的68%的受访者表示：网络平台给予的工作机会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但在零工经济平台上，明显供大于求，劳动报酬很低，且工作要求往往很紧急，导致很多人必须加班加点。
更重要的是，自由职业者并非真的“自由”。
研究劳动社会学的学者梁萌曾以互联网家政工为例指出：金融资本与互联网技术共同构建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通过轻资产战略延续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又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
而关于零工经济的未来，就像她总结的那样：“当‘互联网+’的浪潮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对这类强控制-弱契约用工模式的关注就显得更加必要。据此，我们将得以窥见未来工作变迁的可能方向，并深刻理解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改变将要把劳动者带向何方。”
嗯，在某种程度上，零工经济是洞察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让人们知道，在稳定与自由，安逸与焦虑，沉闷与活力，公平与效率之间，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实都在不停地左右摇摆，而我们能做的，只是让摇摆的力度尽量舒适可控。
作者：李北辰，媒体专栏作者，关注技术驱动带来的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