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雍正皇帝可以被誉为明清两朝最为著名的改革家。其中，张居正主推的政策变革，名为“一条鞭法”，而雍正皇帝主推的就是“摊丁入亩”与“火耗归公”。实际上，这“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的基本思路与最终目标是几乎一致的，而且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是，张居正主推的“一条鞭法”，最终结局和取得的成效，却不能肩比“摊丁入亩”，这不得不令后人为张居正本人努力付之东流，甚至为大明王朝，错过了最后起死回生的机会而感到惋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截然不同的结局呢？也许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便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时代背景不尽相同
在张居正主推“一条鞭法”之时，已经是万历初年，大明王朝国祚已经延续二百多年。在此之前，大明王朝的税收与徭役，一直沿用太祖朱元璋发明的“赋役黄册”制度。关于这一制度，简言之，就是以十年一次的人口大普查的登记信息为基础，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以均衡贫富为基本原则，“合理”摊派赋税与徭役，其实就是“人丁制”的延续。
但是，自从过了太祖与成祖两代帝王之后，“黄册”造假就开始了，而所谓“均衡贫富”与“合理”更是越来越跑偏。等到了万历时代，“黄册”的真实性已经到了毫无参考价值的程度，而赋税结构更是极度不合理了。这一结果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国家赋税系统的紊乱，尽管百姓备受盘剥，但国家却收不上税，那么钱呢？钱都流进了特权阶层的私人口袋（连皇帝都有小金库）。国家收不上税，而百姓又被极度压榨，这对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其问题严重之程度不言而喻。
在清王朝统治之初，一些基本国策依旧沿用明王朝，国家税收基本上沿用“人丁制”（由于“黄册”的种种弊端，清王朝统治者并没沿用），然而，这一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如上文所述明朝后期的严重问题，在清康熙年间就已经大面积显露，康熙末年，更是疲态毕露。倘若错过悬崖勒马的最佳时机，大清必然要走大明的老路。好在雍正皇帝及时推行“摊丁入亩”，而此时大清王朝入关时间，满打满算也就八十个年头，正值锐意进取之势，这对于新政推行确实有利。
由此可见，尽管张居正与雍正皇帝都是面临危机而推行改革，但是向来以“不违祖制”为治国根本的大明王朝，此时已经是疾疲甚久，甚至是病入膏肓，而大清王朝此时正值“因势利导而不断修复祖制”的向上期。而这样的时代背景之差，直接带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一条鞭法”推行阻力远大于“摊丁入亩”。
二、“一条鞭法”遭遇阻力更大
承接上文，这种旧制度惯性的延续，让张居正推行变法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在“赋税黄册”这一制度作弊的掩护下，在朝廷与百姓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官绅土豪集团，其能量达到了可以与朝廷抗衡的地步。因此，凡是不利于这一集团利益的政策，都会受到这一集团的极力抵制。
而且这种抵制是从上至下，而且多种多样的。朝堂之上，有官宦上书发声，给你扣帽子，朝堂之下，地方官与乡绅暗中勾结，以无声抵抗之方式而消极怠工，行政效率极其低下，最后就是拖也拖死之。“一条鞭法”显然是要打破旧制度，触犯的正是官绅土豪集团的利益，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其实“摊丁入亩”推行之时也遇到“一条鞭法”类似之阻力。但是，与“一条鞭法”时代不同的是，雍正初年，清王朝的乡绅土豪力量小得多，而且宦官集团多以旗人为主，尤其是地方要职，多以“根正苗红”的满洲大臣或者皇帝心腹的汉军旗大臣担任，这对于“摊丁入亩”的推行相对有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清王朝之所以敢于将总督与巡抚定职为地方官，原因之一就是不担心旗人大臣，尤其是满洲大臣与当地众多汉人乡绅上下勾结。就这些满洲大臣而言，对于汉人常以统治者自居，对于皇帝以奴才姿态行事，因此这种天然的阶级矛盾，注定地方上下“穿不上一条裤子”。
因此，“摊丁入亩”推行之时，既没有严重的旧制度惯性问题，而且朝堂上下，尤其是在来自地方的抵制也相对较小。
但是，笔者需要强调一下的是，“摊丁入亩”遭遇的阻力也仅仅是相对“一条鞭法”较小而已，因为断了谁家财路，动了谁家祖坟谁能愿意？奴才们也不能心甘情愿啊。
三、雍正皇帝的决心与权威远在张居正之上
我国历史上，能够以改革家称之的人物不多，因此古代社会相对静态。一个政权乃至王朝政体制度基调一旦定下，除制定者之外，其他任何敢于挑战之人（包括在任帝王），都会冒有极大风险，身败名裂不说，甚至是搭上全家性命。因此，历史上寥寥无几的改革家们，也多是在皇帝支持下，主持各类变法，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商鞅和王安石。如此即使变法失败，也有人替帝王背锅，如果成功，功绩自然也归属于帝王，便于永垂青史。
但是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和推行“摊丁入亩”的雍正皇帝都不属于上述情况。
张居正在推行“一条鞭法”之时，万历皇帝正值冲龄，说不上支持与否，但是从后来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这一行径来看，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足以说明他并不支持“一条鞭法”，这也是“一条鞭法”最终未能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之时，尽管能够做到大权在握，但是对于突破祖制这类涉及根本之事的时候，显得底气不足。举个例子，就在“一条鞭法”如火如荼推行之时，本来已经无用甚至与变法背道而驰的“赋税黄册”，十年一造还得依旧进行。这么一来，黄册质量与准确性那就更不言而喻了。类似这种“无用功”，可以说在此时的大明王朝是司空见惯。这也侧面反映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不彻底性。
而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是由皇帝亲自披挂上阵领导的改革。这种在承平盛世之际，由皇帝带头挑战祖制的壮举，在历史上可谓是凤毛麟角，甚至是绝无仅有。
此外，雍正皇帝对于推行“摊丁入亩”可谓是刻不容缓，不遗余力。雍正元年，面对政敌林立的动荡局面，毅然推行改革，这份勇气确实可嘉。在推行改革期间，面对各方阻力，雍正皇帝以不成功不罢休之决心，以绝对皇权之优势，是杀伐决断、披荆斩棘，最终在十三年皇帝生涯不懈的努力下，总算是确立了“摊丁入亩”的执行方针，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以施行。乾隆皇帝继位之后，继承父皇遗志，最终将“摊丁入亩”推行于全国。
其实，这第三方面才是“摊丁入亩”能够获得成功的最关键之所在。此外，是否能够后继有人，更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显然，雍正皇帝照比张居正幸运的多。
实际上，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只有帝王才是王朝命运的主宰者，成败真的是在此一人。
作者：王金百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风雨张居正》郦波/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3】《雍正大传》关河五十州/著现代出版社
【4】《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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