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大概没想到，10月5号那天，ta们的校园生活会因为一次无人机表演取消被搅得天翻地覆。
那天是某位明星的生日。为了给他庆生，他代言的某品牌预备在这所学院附近进行无人机表演。但不巧的是，因为天气原因，表演被取消了。这激起了一些粉丝的强烈不满。一些早就聚集在附近的粉丝们迟迟不肯离去，喊了40多分钟口号，在学院的墙上涂鸦、爬大卫像……
有学生在社交平台说，校园生活被严重扰乱了，这所学院甚至因此上了微博热搜。
虽然第二天有媒体对事件进行了说明，提到被涂鸦的本就是涂鸦墙，粉丝没有扰民等等，学生和许多网友仍然怒意难平。部分网友甚至连带着对与这位明星有关联的其他人士进行了攻击。
曾为这位明星饰演的角色配音的一名配音演员，因为发生日祝福被拱上热搜，大量粉丝脱粉回踩。
而这位明星的粉丝中，也有一些人将任何对10月5日的事件发表评论的人看作是“敌人”。一位大学教授从自身的专业角度发表了一些评论后，遭到非常多粉丝的辱骂，“走狗”、“帝国主义舔狗”等大帽子一顶顶扣下。
我有朋友吃瓜之余跑来和我讨论，觉得现在网上的人都越来越吓人，遇到事不肯好好说，动不动就跳起来，谩骂攻击，采取极端的手段应对问题。KY后台也常常收到类似的评留言，觉得网上极端的声音越来越多，自己感到很烦，又觉得无力反抗。
这种动辄用极端的话攻击别人的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叫做极化（polarization）。
今天，我不想探讨明星粉丝vs美院的事件中到底谁对谁错，我更想和大家聊聊的是，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越来越极端？怎样才能避免自己被伤害？
01.
你可能不信，人在网上比现实中更封闭
极化，说的是个人一开始有某个倾向，却在和别人讨论后向着这一倾向继续发展，最终变得极端的现象（Moscovici & Zavalloni, 1969）。举个例子，一些人最开始只是觉得“婚姻不是女性人生的必选项”，却在和更多人讨论后，认为“女性一结婚就完蛋了”。
网络诞生之初，人们觉得网络可以缓解极化：毕竟当你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你更可能保持中立。但事实却相反：一项调查发现，人们在网上走向极端的可能性是现实中的两倍（Sunstein, 2002），一些在平常交流时极少听到的咒骂，在网上随便就能刷到。
比如，一则女司机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新闻下，评论长这样：
而事与愿违的原因之一，是网络算法对信息的过滤。我们期待在网上看到新鲜的内容，结果却被算法不断投喂的相似信息。
昨天在某站搜了做饭视频，今天首页全是做饭教程；刚刚点赞一篇diss催婚的推送，下面的链接都是相似的文章。算法只允许相似的信息进入视线，将不同的观点挡在门外，我们不断获得证据强化已有的立场，因此在既定的倾向上越跑越远(Ademic & Glance, 2005; Murphy, 2019)。
而更多时候，极化背后是利益群体对话语权的争夺。
前段时间papi酱回归，让我想起当时网上因为她的孩子随父姓吵成什么样。有人心疼她“受父权的欺压”，有人斥责她是“母驴”、“伪女权”。
而不同立场背后，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明争暗斗。Ta们都想吸引更多流量，让符合自身利益的言论传播得更远。而极端的声音因为它简单清晰，需要的认知成本少(Prooijen & Krouwel, 2019)，成了它们聚集人群的工具——“中国女权就是一群恐怖分子”，就比“请分清女权和女拳”更容易获得点赞。
02.
我们也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主动选择极化
最直接的需求是缓解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我们听到和自己态度不一致的观点时会感到紧张、焦虑，这就是认知失调（Festinger, 1957）。为了缓解这种感受，我们往往倾向于只和观点相似的人交流（Chen & Fu, 2017; Lazarsfeld & Marton, 1954），而这会让我们走向极端——因为肯定不会遭到质疑，我们在发言时不再深思熟虑，而是越来越坚信自己信奉的一定是对的，更难容忍不同的声音（Stroud, 2010）。
比如，我有一位朋友因为恐育，与一些丁克博主互关，聊的都是生孩子的危害。久而久之，再遇到生育话题，她几乎完全不考虑生育可能的好处，而是条件反射一样认为，生育就是百害而无一利。前段时间，看到应采儿在节目中说“Jasper就是她的作品”，她直接炸了，对原本还挺喜欢的应采儿怒转黑。
（这位朋友之前的微博转发，以及对应采儿转黑的微博。截图已经过本人同意）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为了获得归属感走向极端。
拥有“同样的声音”正在取代地缘、家族，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为了维系这个纽带，举起极端的大旗。
看到有人怼lo娘，怼汉服，同样喜欢漂亮小裙子的你，会由着对方骂吗？
看到有人骂同性恋“有病”，同样身为性少数群体，你会不奋起而撕之吗？
回怼的力道越大，我们越感到自己和群体紧密联系，感到自己被群体接纳和保护。我的一位酷儿朋友告诉我：“我知道极端不好，但有时候我宁愿极端，也不想‘背叛’伙伴”。
归属感还会反过来助长极端。
因为一旦确认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我们就可能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群体中其他人的看法决定自己的立场（Sunstein, 2005）。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亲眼看到自家爱豆被diss，也可能因为别的粉丝告诉你爱豆被diss了，而不假思索地发帖骂回去。因为人会相信所属的群体一定是好的，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网上那些人极化、撕逼，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参与。
但我想说的是，极化的伤害可能波及到每一个人。当越来越多人动辄互骂、攻讦，我们将逐渐忘记何为理性温和地讨论。慢慢地，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客观、独立思考的能力会丧失，社会将被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占据，无法接纳多元和共存，每个人自由生长的空间，也会跟着塌缩下去。
03.
如何保护自己不受极化的伤害
最直接的方法是不听、不看、不理会。
因为只要我们参与了骂战，我们就是在给极端贡献流量。Ta们会踩着我们的肩膀获得更持续的关注，被越来越广泛地听到。
但更根本的应对方法，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出努力，避免成为极化的一员。
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下面三件事：
1. 回归线下的真实互动。
真实世界必然有不同：同事的工作方法可能和我不一致，父母说的话我不爱听……
被迫处理这些不同时，我们会了解世界真实的样子，而不是被网上同质的声音蒙蔽。我们将对自己所坚持的更谨慎，得以与极端保持距离（Murphy, 2019）；
2. 培养自身的“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就是在人际交往中的理性程度，包括你的言论是不是好理解（intelligible）、是否真实（true），你是不是真诚（truthful）等等（Habermas, 1994）。
你可以问问自己：
我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立场进行交流？
我有努力营造开放平等的对话吗？
我的目的是什么：找出真相？宣泄情绪？还是想赢？
当然，随时保持理性很难，但重要的是，你可以培养自己理性、平等、开放交流的意识。
3. 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非满足于快节奏的投喂。
避免极化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将什么看做是有价值的：是满足于非黑即白的口号、投喂到眼前的结论和立场，还是能调动自己的所知所学，对事件进行独立的判断。
建立经过思考后真正认可的价值体系，我们才能培养笃定的自我，不迷失在嘈杂的舆论场中。
想写这篇文章之初，我的好几个朋友说，你想叫人不极端，这文章估计会凉，大家明明更关心怎么吵赢。
但我仍认为这篇文章十分必要。因为我相信极端其实是脆弱的，它并不比温和有力量，也不比理性有价值。它只能短暂地占据上风，而能经久不衰的，始终是理性、宽容、平和。
我希望自己和在读这篇文章的每个人都记得：我们拥有成熟的思考能力，是可以独立做出判断的个体。即使被极端裹挟，我们仍需要温和而坚定地表达自己，捍卫尊重、宽容、理性这些品质在生活中的意义。
References：
Sunstein, C. R. (2005).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Vol. 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nstein, C. R. (2001).Republic. com.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Lazarsfeld, P. F., & Merton, R. K. (1954). Friendship as a social process: 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18(1), 18-66.
Lee, F. L., Liang, H., & Tang, G. K. (2019). Online incivility, cyberbalkaniz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opinion polarization during and after a mass protest ev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4940-4959.
Moscovici, S., & Zavalloni, M. (1969). The group as a polarizer of attitud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2(2), 125-135.
Stroud, N. J. (2010). Polarization and partisan selective exposur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3), 556-576.
Sunstein, C. R. (2002). The law of group polariz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0(2), 175-195.
van Prooijen, J. W., & Krouwel, A. P. (2019).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extreme political ideologie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8(2), 159-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