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二奶”的二十多年里，张玉芬一直被视作舆论场上的奇观，在当下的语境下，她被视作“男权社会下女性互害的帮凶”。但走近她会发现，她的身边围绕着一个坚实的女性同盟，在这里，是真实的生活、苦痛和无奈。
“芬姐啊，你帮帮我吧。”女人的声音很急切。
“我问一下，你的丈夫出轨多长时间了？”下午1点，“二奶杀手”张玉芬在自己位于西安的家里，接了当天第一通求助电话。她按了免提，把电话放到餐桌上，也不坐。
“半年。”
“他有工作吗？”
“有工作。”
“下班回家吗？还是跟二奶混？”
“二奶不在我们这边，他每次出差才去跟她混，然后就是微信跟她联……”
“你有二奶电话吗？你大概了解二奶的多少情况？她年龄有多大？家是哪的？他俩有没有私生子？”
“她没有，她就专门做鸡的。”
“噢，专业二奶。”张玉芬下了结论。
这是2020年的8月，因为一部涉及“小三”的电视剧，张玉芬回到了公众视野。她过去接受采访的视频开始在网络流传，她戴着墨镜，熟练地走街串巷，向记者展示前夫婚内出轨后和第三者生活的小区。紧接着的晃动的镜头里，二奶们走在街上，被扯倒在地，女人们一拥而上，打耳光、扒裤子、踢小腹。
“搭上我后半辈子，我都要把这个二奶赶尽杀绝。”这位“二奶杀手”长着一张看不出情绪的脸。过去二十多年来，她跟踪、偷拍、抓奸，组织“行动队”，几十年如一日，专业帮人抓二奶。
媒体乐此不疲地报道她、解读她。起初，她是传统婚姻道德的卫道士；2002年，“包二奶”被收入《新华新词语词典》，包养强调金钱关系，这是社会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现象；现在，“小三”取替“二奶”，人们对于亲密关系中的忠诚展开了讨论。
她对“二奶”几十年如一日的憎恶，让她成为一个坐标。家庭的秘密和社会的秘辛缠绕在这个女人身上，透过媒体对她的报道方向，你能看到当前的社会咕嘟着哪一种不安。
2020年的夏天，她又吓到了人们。网友想对电视剧中的小三做的事，张玉芬全做了，甚至做得更多、更狠、更极致。于是聚拢来的人群在这里转向，一部分人惊呼她的状态，“眼神儿好恐怖！”“她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吧！”一部分人转向更加理性的讨论——我们要打的为什么总是“二奶”，而不是那个出轨的丈夫？“喂？芬姐？”电话那头的人还没挂。
“你现在找我你的目的是什么？”张玉芬回头喊回去。
“我就是想找到鸡婆她父母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她家里亲人的联系方式，然后找到那个男的，找到他最好教训一下他。”
“怎么个教训法？”
“我想打他，但是不至于说那种违法的，比如抽他几下脸或者是人约他出来开个房之类的，然后报警，把他抓去拘留几天。”
“哟，你还想设计谋呢？”张玉芬笑了，“你对中国的关于道德层面的，你法律你懂得多少？你觉得那样管用吗？”
“我实在是没法跟他过了，那个女的拿走我家10万块钱了。家里人不让我去法院起诉她，怕我把事情闹大，没法收场，说不好，就是痛苦得要死。”对面的声音急了，张玉芬还是慢悠悠的。
“我跟我们的人说一下，但从外地赶过去肯定是要花费的，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
“好啊，我付。能不能快一点啊芬姐，七夕情人节又要到了，中秋节又要到了，他们都要联系的。”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得从长计议。我把电话给你，你联系小李吧。”
挂了电话，张玉芬开始挨个给舞蹈队的队员打电话——她是一个舞蹈艺术团的团长。她们正在学两支新舞，前几天下雨，今天必须练起来。
身处舆论暴风眼，这位主人公对网上的争议浑然不觉，她的生活和事业都在继续。
她同时是西安当地一个舞蹈艺术团、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一个国学传播公司的成员，它们每周至少有一次活动。这让她的生活几乎没有缝隙。
去年8月，张玉芬在西安摔伤了腿，原本计划年后回北京继续发抱团养老项目，也因为疫情搁置。她得以安心在西安待下来，并很快用广泛的社会活动填满了自己的时间。
每天，张玉芬在西安城里穿来复去，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车。她1958年出生，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熟知每一条公交线路。
“早上9点，南门外公交站。”这是她在微信里常用的句式，简洁，精确，不容置疑。
她过一种一丝不苟的生活，也用这一点来要求别人。每天早上，她喝一杯现榨的黑豆豆浆，这意味着她家的窗台上永远有一小碗泡好的黑豆。上公车前，她要看着前面的人都乖乖刷了健康码，并且都是绿的——不久前她碰到过不守规矩的，一个男的上来，健康码是红的，一个女的眼尖看到了，“他的码是红的！他的码是红的！”全车人都慌了，哗一下散开，让那个男人下车，男的不愿意，张玉芬愤怒了：“你要是不下去，就我们全车人下去！”男的灰溜溜下了车，“我把他轰下去的。”
坐上了车，张玉芬也不闲着，她的眼睛随时瞟着，那些闯红灯的、过马路走得慢的，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公车在绿灯前等人过去，起步晚了些，她立马批评：“哎呦他走那么慢，你还能等着他？”
晚上11点前，她一定会进家门，并以此告诫所有的年轻女性：“女人阳气弱，最爱招不干净的东西，到时候你怎么生病的都不知道。”这是她这么多年研究《周易》的心得。
即使在跳舞的时候，张玉芬的脸也绷得紧紧的。不管是蒙古舞还是扇子舞，她的手臂都伸得笔直，动作大开大合。作为队长，她还要随时盯着别人的动作，“快，快，快！”，“你俩定位，定位！”
上了年纪之后，张玉芬很少再亲自出马抓小三，她的体力和低血糖不允许她再啃着面包熬夜蹲守。现在，“行动”这一块的事都交给她的队伍负责，以长江为界，南北一共三支。她主要负责接电话。她十二年前在博客上留下的电话号码，现在还不断有人打来求助。
“打二奶”的话头总是突然而至。就在她演出完的一个上午，她从小区公厕换了表演服往外走，她突然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讳莫如深的笑容：“我在这儿也打过，就那边。”
这不是张玉芬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提醒。以前走在小区里，也有女邻居给她说，要看好老胡，她不信，都把人骂走了，“管好你自己家的。”
她没想到这一切会落在自己头上。她和胡峰是下乡插队认识的，后来，胡峰去北京当兵，张玉芬也调去了北京。俩人所有的假期都在一块，去长城，去故宫，去首都体育场滑冰，满城逛。1981年底，张玉芬的调期满了，回了西安，胡峰也待不住了，跟了回来。
最初，张玉芬的家人不同意他俩在一起。张玉芬是西安城里的小孩，父亲在国税局，胡峰家在宝鸡，就是个当兵的，家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胡峰穿着军装去她家，张父门都不开。张玉芬脾气大，直接在外面租了房。一年后，父母不放心，又让姐姐把她叫了回来。胡峰能进门了，张父给倒一杯水，也不说话。没多久，在张父的帮助下，他转业到了国税局。
上世纪80年代初，张玉芬在工厂工作，丈夫国税局的工资还没有她的高。胡峰每个月挣36块人民币，张玉芬能挣38块。张玉芬勤快、有主意，“标准的贤妻良母”。
胡峰则内向、寡言，主要娱乐是和人打麻将。那时胡峰还是国税局长的司机，他很依赖张玉芬，总开车去接张玉芬下班，给单位里的人说，“我现在走哪都得把我媳妇照顾好了”。
某种翻转也许发生在张玉芬下岗那一刻。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张玉芬所在的工厂也没有幸免，她拿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一万多，之后就不太去上班了，全部拿去买了股票。与此同时，事业单位成了绝对的热门，胡峰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从司机转成了税管员，在那个年代，“油水有的是”。
家里没缺过钱，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楼房，是院子里第一个装修的，做了地脚，贴了墙纸，花了七八万。胡峰有时间就叫人来家里打麻将。
下岗之后，张玉芬进一步承担起家里的大事小事，做饭、打扫、带孩子，晚上胡峰下了班躺在床上，还要和她聊天，一聊聊到四点。他们几乎不吵架，张玉芬爱在家做饭请客，家里有时来多了男人，胡峰还会说：“我警告你，少跟别的男的说话，到时候发生了什么，我饶不了你。”
接到这个电话，张玉芬懵了。她开始回想，上一年的国庆节，胡峰出了一趟差，张玉芬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他在重庆坐轮渡，票都是两张。张玉芬问他都跟谁一起，胡峰说你傻啊，南方阴雨多，他出门就包了个车，他得给出租车司机买票。“我被哄过去了，我还信以为真。”她联系上胡峰，问他是不是真的。胡峰立马承认了。中午胡回了家，两人吵了起来，胡峰说：“咱俩离婚。”
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张玉芬准备去接，胡峰一把夺过来，“喂？”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饭做好了，快回家吃饭。”
“是谁？”张玉芬问。
“我在外头找的。”
“想离婚，门儿都没有。想离婚，拿100万给我补偿损失，你走吧。”
“一分都没有。”
中午12点，儿子回来了，两人停下来，带上儿子去了街对面吃饭。吃饭中途，胡峰出去上厕所，从此再也没回来。
然后张玉芬想通了。“我说不行，反正我得到他单位看看问问他到底为什么。我这么被欺负，我还不知道对方是谁。”
税务局8点上班，张玉芬7点半到那儿等着，藏在院子里的大树后面，看到胡峰进来了，她就回家，第二天，第三天，胡峰都是从东边进来，张玉芬记下了，第四天，她开始向东，她明白了胡峰现在住在单位的东边。
“我得捋清，我一步一步该怎么办。首先我要知道他在他单位的哪个方位住着，我不能就这一抹黑，我不能白白地让人欺负，我还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我必须要把这个查清楚。”
她在国税局往东的大街上，用同样的方法等胡峰，每天300米300米地向东移，移了半个月，找到了他和小三的住址，东郊的东方机械厂。
她蹲在楼下，等胡峰出门后，她上楼，敲门，开门的女人她认识，来过家里，自称是胡峰的同学。
“其实我抓奸的那一刻，我只要他给我承认错误，跟我回家，我啥都不说。我肯定我不会跟你住到一块，肯定是分居的，但表面上那还是一家人，可惜他把这个机会也丢了，他跟我在那吵架。”
住处被张玉芬找到之后，胡峰二人搬了家，张玉芬又找上去，二人再搬。
张玉芬的一个姐姐告诉她，尽量把他往回拽，拽不回来就一棍子闷死他，不能饶了他。张玉芬听进去了，“我说行，我会的，反正我这口气就咽不下去。”
张玉芬1958年出生，从小学到高中，她的整个受教育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那时候，她是绝对的积极分子，背语录，跳忠字舞。她从小就是个男孩子性格，不爱穿裙子，热爱爬树。七八岁就成了院子里的孩子王，带着所有孩子跳忠字舞，一个接一个，跳了才准走。家里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没有人是她这样的性格。
她的朋友黎焕了解她，“她这一口气要是憋着，那她好不了。”
2003年，她成立了火凤凰女子侦探社，成员都遭遇了丈夫婚外情。后来，姐妹中，抑郁自杀的、宫颈癌的、乳腺癌的，几乎都死了，这让张玉芬悲痛、愤怒，也让她更加坚定，“有气就要发泄出来，不能忍。”
下定决心要“战斗”之后，张玉芬展现出非凡的行动力。1998年张玉芬告了胡峰重婚，反复告，打了十年的官司，到2007年两人才正式离婚，房子也要到了自己手上。上媒体，国内国外的来者不拒，痛陈包二奶的恶现状，胡峰和小三的名声在西安臭了，都丢了工作。
“二奶杀手”，每一篇报道都把这个标签放大加粗，她在媒体上的形象如此奇人，但在她身边逐渐浮现出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在这些人身上，伤害和迷茫切实地发生了。
这些年，她的追踪笔记已经攒了40本，她留在报纸上、博客上的电话号码，从来没断过。最多的一天，她接了146个电话。
对那些没有受过伤害的人来说，张玉芬是洪水猛兽，是失控的，不体面的。但对许洁和李红梅来说，张玉芬是她们的救命稻草。
从第一次求助开始，她们和张玉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她们都是西安本地人，在企业工作，丈夫来自农村，通过考学或是军队转业到了市区，再通过女方家庭的社会关系进入机关单位。
“那时候的政策好得很”，李红梅的丈夫转业后进了公安局，许洁的丈夫进了法院，不久成了法官。
最初，大家挤破头想进的是国企，西安有好多大工厂，直接支援军工，工厂的职位可以“世袭”，父亲退休了，可以选择传给儿子或女儿，在老西安人眼中，这是让人羡慕的是铁饭碗。后来，国企好像在一夜之间不行了，大批的工人被辞退；改革开放的红利转向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以及手握权力的机关单位。
家庭的天平也倾斜了，社会的财富迅速累积，许洁和李红梅家节日的饭桌上，开始出现成筐的水果，以及各大商场的购物卡，都是送给丈夫的。家庭生活的安逸，社会活动的减少，让她们触角失灵，没了抵御危机的能力。
和张玉芬一样，李红梅也是被陌生人的一通电话提醒的。对方是因为要和丈夫竞争升职，冒险用了“后院起火”这一招。
李红梅知道的时候，丈夫已经出轨了五六年。“一下子懵了，人家要和咱离婚，不知道咋办。”
许洁和李红梅都说，张玉芬是那个真正帮到她们的人。13年后，李红梅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但那种伤害永远留下了。她们都是国企职工，丈夫把家里的钱都带走了，就再也不回家，怎么找都找不着人。走投无路，也不敢彻底和丈夫闹翻——要为孩子着想，女儿将来结婚，需要父亲的地位和财富。
她们求助过妇联；也找去过丈夫的单位，但“官官相护”；单位里的人也不帮忙，反过来在背地里嘲讽她们；找媒体，媒体认为这是家事，也不太报。
2015年，张玉芬上了一档节目《社会纵横》，她把打小三比喻成“保家卫国”，丈夫还是家庭的成员，小三是入侵者。同时也道出一种真实的无奈，“我认为打人，那个比较简单粗暴，但是这个男的没有办法制裁，没有办法制裁男人的情况下，只有挥起拳头，收拾的就是二奶，打的就是你。”
她们在报纸上看到对张玉芬的报道，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她。张玉芬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告诉她们法律知识，帮着她们找律师，更重要的是拉着她们吃饭、聊天。“最孤独的时候就是过节的时候”，一到过年，张玉芬把她们都聚在自己家里，包饺子，唱KTV。
“就是姐妹吧。”她们结成一种怪异的女性同盟，选择性地忽视那个真正使她们的生活笼罩上阴影的始作俑者，转而去制裁另一群女性。那时候，姐妹里的一个人去法院，能去的人都会去外面站着，相互打气。
跟踪、抓奸、找证据，是对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是张玉芬鼓励她们，才坚持了下来。
前来求助的也不全是职工，我在大学校园里见到了李玲，她曾是一位经济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她反复强调，如果不是因为张玉芬，是断然不会和我见面的。
她的前夫是负责招生入学的官员，第三者是她的亲戚，通过她的关系结识了前夫。李玲很早开始炒股，财务自由，她根本不关心前夫的现状，但那种屈辱的感受仍炙烤着她。作为一个好强的女性，即使现在李玲也不愿吐露最难堪的时刻，张玉芬是她唯一的出口。
跟踪报道过张玉芬十年的记者康正已经是一个中年男人了。当初，他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如今康正已经离开西安，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现实生活错综复杂，他试着去理解张玉芬们把矛头指向女性的原因，他想，这可能是女性被迫对男性的一种校正方式。在家庭生活中，男性校正女性容易，女性校正男性很难。
她很清楚自己面对的争议，这些争议二十年前就出现过了。无非是觉得她激进，“二奶”这个词太难听。“有人说我是逆潮流，你那个潮流首先要确定你那个潮流是正的，首先你先不对，我才是拨乱反正者。”
张玉芬的脆弱在得知丈夫出轨那一周之后，就再没出现过了。她不再有最爱的，也不再有最恨的，“战斗到现在”。
有男士向她示爱，在北京的聚会上，说着话呢，就过去抱她，要亲她。“哎呦别恶心我了，他就是看上我的名。”
“我从一开始上媒体，我就说，从一开始我丈夫出轨，我就要是把这事要做到底，你只要不怕影响，那你就来，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哪一个人如果跟我走进婚姻殿堂，如果再有外头沾花惹草，我这回就不是杀的是二奶，我先把你宰了。”
这些男士就都退缩了，再不联系。
今年38岁的儿子和她住在一起。父母的事情让他对婚姻没了兴趣，更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对方家人得知他父亲是谁后，果断拒绝了。
在二十多年来针对张玉芬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儿子从来没正面出现过，尽管他当年心理压力大到斑秃，成绩直线下降。只有一次，沈阳的一家媒体写了一篇专题报道，说他如何被这个家庭伤害，如何憎恨母亲把家丑公之于众的行为，甚至在家里悬挂横幅抗议。
张玉芬说，这都是杜撰的。但儿子看到了，这刺痛了他，他从此排斥媒体，还砸过记者带来家里的摄像机。中专毕业后，他考上大专，后来又考上本科，现在从事计算机行业，家里最具现代感的家具属于他，一套运行任何游戏都没有负担的电脑。
在外奔波了一早上，张玉芬回到家，餐桌上是她昨天给儿子准备的火锅，碗筷都没洗。她一边笑骂儿子一边走进厨房，揉面，发面，蒸馍，这是她年轻时就擅长的手艺。馍一次至少蒸四笼，多的冻在冰箱里，儿子爱吃，“吃不了两天”。
谈起前夫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他和那个女的早分了，那么大的舆论压力，怎么走得下去呢，他现在住在姐姐家。去年她隔着家门见过他一面，他要回来拿独生子女的证明，这可以让他领每年的独生子女费。他得了脑出血，浑身肿胀，一瘸一拐的，再不复年轻时候的瘦削。她没认出来他，问他“你是谁呀”，他不回答，只问“你真的认不出我了？”
她的家里，还收着她和胡峰的结婚照——假的结婚照——那是2000年，为了去法院告胡峰重婚，张玉芬找人PS的。照片里，张玉芬一张粉白的圆脸，唇红齿白，眼睛亮闪闪的；胡峰则瘦削，精神，两人穿着西装，都笑盈盈的。那是不曾存在过的，完美的爱。
*除康正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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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艺
编辑 | 左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