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张子鲤因酒后闹事，获寻衅滋事罪，被送进了昌平看守所。
欺凌、侮辱、体力劳动，起初，他跌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在这个聚集着诈骗犯、纵火犯、盗窃犯、毒贩的看守所里，他也收获了一些狱友的帮助、友谊，和他们的故事。一个博士强奸犯向他建议，不如进行一场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
2020年7月，即将出狱之际，他一共收集了522名犯人的数据。监狱里的信息几近透明，他在不停更换的狱友嘴里获取到了看守所近一半犯人的信息。
其中一项有趣的发现是：在他所统计的60余种罪行中，盗窃罪人数最多，占比14.75%，盗窃犯前科次数最高达到15次，有前科的占比55.84%——这代表了二次犯罪、职业犯罪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在监狱的一年里，他慢慢知悉了江洋大盗们的前半生。
“在你这个年纪，我就从没为钱发愁过，真的。”45岁的刘明海看着我，以为我不信他，一连说了几个真的。
2020年5月，在昌平看守所4区9号，对我讲起往事，刘明海掩不住兴奋。
夜深人静，刘明海和团队摩拳擦掌，他们闯进钢铁厂，运走钢条、铁块、成吨的铁粉；翻进电器厂，将尚未封箱的电视录音机一箱箱装上车；溜进汽车厂，一点一点，蚂蚁似的搬空所有零件……
有一次，在一个极其破烂的厂子里，他们发现了金疙瘩。其中一个同伙，仅仅将他们遗弃的金皮偷偷带走，就卖了五六万。
他记不得偷了多少厂子，多少次翻墙进入却发现空无一人，便像主人一样大摇大摆走出去，也算不清到底赚了多少钱。也许得有数百万，或者更多。
这次入狱，却是栽在一桩作案价值7800元的小案上。他是因为偷工地的卡扣进来的。他叹了口气，向我解释这次“失误”：“如果不是那傻娘们，根本进不来。”
卡扣有三千多个，一辆金杯车装不下，他不得不骑三轮车来装。结果，空的三轮车被监控拍了下来。两个同伙早刘明海20多天被捕。依他的判断，光凭空三轮车是不能定罪的，只要咬牙撑着，37天取保期一过，一定能无罪释放。
但人算不如天算，警察攻陷了同伙的老婆。警察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没多大的事儿，要是不说，那性质就严重了。
“傻娘儿们不懂”，刘明海说，刚一下车，就被抓了。当时，他刚刚回到河南固始县的老家。警察在他村上布控，惊动了村长，村长赶来替刘明海说好话：“这人在大牢里待了十几年，老娘80多了，一定要少判点，否则出来都见不到人了。”
按照市场价格，他盗窃的卡扣价格在7到8元，6000多个卡扣，大概在5万元左右。
固始派出所将村长的话带给了昌平派出所，昌平派出所又递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同情他，在刘明海的起诉书上打了7800块的作案价值。
法院开庭，宣判。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刘明海很高兴，刑期10个月，很少，按他的预期，至少得判一年半。
老家固始，河南省人口最多的县，承载着近2000年的厚重人文历史，被刘明海情绪化地表述为：“全县人都出去干。”
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这不妨碍刘明海做出选择。
从河南固始县到北京莲花池客车站，行程1227公里，用时11小时56分。上世纪80年代末，刘明海被邻居带上这趟客车，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淘金之路。邻居说，带他奔前程。前程，是钱程，也是贼程。
此刻，刘明海既紧张又兴奋，迷迷糊糊地，他似乎知道人生将翻开新的篇章，而其中书写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该有的生活。
两个哥哥比他早几年来北京，干仓库管理员。1987年，他们偷走了厂里的8台进口电子设备，包括录像机和录音机。回到村里后，他们得到了一致的羡慕和赞美，不出意料地成了英雄。
到达北京，刘明海没有心情欣赏首都的名胜古迹，他必须开始打拼自己的前程了。
“害怕呀，能不怕吗？”回想起第一次工作的情景，刘明海至今仍心有余悸。
朝阳区的呼家楼、国贸，是他们的主业务区。邻居和刘明海分工明确。邻居负责撬开自行车的车锁，刘明海骑车离开。
“一直骑，别回头。”邻居对他说。
骑着自行车，刘明海的速度越来越快，树木被一棵棵甩在后面。心脏胸腔里剧烈跳动。他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便默默重复着邻居的话：别回头——其实，“也不敢回头，感觉有很多人在看。”
等发现回不了头，他只能那样过下去。他说服自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县出婊子，那个县出毒贩，这个县专门造假鞋，那个县专门干盗窃。做生意、讨生活罢了，违法不违法的，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全村人”、“全县人”都干，抓得了吗？抓得完吗……
等远离了密集的人流，车停下来，刘明海才松了一口气，擦擦浑身的汗。这次盗窃，价值一百。他还年轻，拿得少，但能挣到钱，这让他感到高兴。干了几次，钱像雪球似的越来越多，习惯了，就不怕了。
“哪天能少得了十辆八辆？”他有些得意。
普通自行车转手卖只能拿到一百左右，而山地车可以拿到双倍的价格，干了一年多，刘明海和邻居的主营业务从普通自行车拓展到山地车，收入一下子翻了两翻。
但随后的一次同乡同行聚餐后，刘明海跳槽到另一个团队，目光转向国营、集体、民营的工厂，开始了另一种生意。工作地点由国贸、呼家楼面向全北京，时间从朝九晚五调整到半夜三更。
人往高处走，没什么能拦住刘明海由小偷的“小”变成大盗的“大”。
小大的变化，不是文字游戏的切换。二者之间，在业务方向和产出利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自行车、手机、电动车、钱包等业务本身价值低，偷一个，”撑死了也就一万”；而工厂、字画、奇珍异玩、保险柜、轿车等业务，利润可能是前者的数倍、数十倍。
“没有人管，随便拿。”游荡在北京城的90年代，刘明海很难用挑剔的词汇形容它。在他的脑海中，这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束缚，只能靠纯粹道德去约束个体的时代。
野心肆意生长，欲望遍地开花。
他想起80多岁的母亲，她曾开过早餐铺，能蒸人间最美味的包子、做最好吃的面条。
但让刘明海记忆深刻的是她的性格，慈悲、宽容，这也为家族中的许多孩子带去了幸福和温暖。受母亲影响，成为贼后，刘明海依旧把慈悲、宽容当做箴言。
1995年，团队的钱越赚越多，野心越来越大，偷了那么多工厂，不仅没有被抓住，甚至连最初的冒险气息都消散得无影无踪。
有人便觉得，什么都偷，业务太过分散，光是踩点就耗去大量的人力成本。
有人提议，只撬保险柜，搞入室、抢富人、生意人的钱，提议得到了赞同。
保险柜业务的对象依旧是工厂、公司，工作时间定在半夜。而入室业务相对特殊。如果趁着做生意的主人不在家，那依旧是盗窃。
团队对该业务的定位是抢劫，只能趁着主人在家去。后来，经过实践，他们将入室的时间定在了黄昏晚饭时，偶尔中午也工作。
从95年到被抓，在撬保险柜和入室抢劫的来回切换中，刘明海和团队陷入了疯狂。
团队在业内有了名气，昌平某中学的混混也想加入。他们20岁左右，正处于荷尔蒙无法发泄的阶段，不要钱，“给钱也不要”，只是想让刘明海带着他们玩，包吃包喝包打台球就行。
“这几个小子下手狠，一进去就打。”刘明海对他们的业务能力勉强肯定，但采取暴力的方式违背了他的原则。
“只要我一去，就让他们别打。”在无数次工作中，刘明海恪守着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慈悲、宽容，少用暴力。
正因为此，1999年末，北京中院在对其团伙的审判中，判处其中两人死刑、1人死缓、3人无期，刘明海是团队骨干中唯一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
看守所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刘明海会将一段人生、一个往事截断成好几个部分，每周说一点。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他的故事，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他。
95年到98年，三年时间，刘明海的团队还是积攒了3条人命。
“有一次，翻进一家工厂，我们被一个看大门的发现了，老头，我们几个打他，往死了打他，让他别喊，又不是他家的东西，可这老头越打他越喊，我同案就拿起钢管，这么粗——”刘明海比划着，大概大拇指粗，“从他后脑勺敲，敲了两下，敲死了。”
又一个晚上，他们摸进一个宿舍，进了屋，就发现一排武警衣服。灯突然开了，队长坐了起来。他们这才发现里面睡着五个人。“我的同案上去一刀，就把这个队长捅死了，然后对其他人说，‘没你们的事，都躺下。’剩下的四个人就躺下了。我们关了灯，走了。”
回忆到此处，刘明海微微低垂着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的眼睛不大，朦朦的黑褐色，浑浊，这一笑，混沌的眼睛里多了几丝诡谲。
我忽然警觉，一个将慈悲、宽容当做人生信条的人，在同案残忍地屠戮生命之时，为什么无动于衷。
几分钟后，刘明海又走过来，脸上重新露出讲述老头被同案敲死的愤怒，看着我说：“真的，那老头就该死，多管闲事。”
我陡然一惊，浑身哆嗦起来，那之后的几天里，我都没有敢再和他说一句话。我深刻地感觉到，我们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图 | 看守所
在看守所，刘明海生活得很不舒服：“跑马都要被骂。”
跑马是看守所的术语，即遗精。那个晚上，刘明海跑马了，他脱下内裤去洗。因为只有一条内裤，洗完后，他光着身子上板睡觉，这一幕被监控发现了。监控室传来声音，命令他穿上内裤，他想解释自己没有内裤，会裹紧被子，但口音太重，对话在“什么”“啊”“听不清”的词汇里变成争吵。
“屁大点事儿都管。”刘明海很生气，他怀念在长春铁北监狱的生活。
1998年，团队中有人被抓，刘明海嗅出危险的信号，为了隐藏身份，他逃出了北京，投奔在长春扎根的二哥。
躲了半年，他还是被抓了，关进了看守所。他很后悔，一个商机和他擦肩而过——在收破烂中，他发现塑料瓶用机器打成塑料粒，从长春运到北京，两毛变成8毛，可以卖出4倍的价格，而长春汽修厂专用的塑料箱，两毛收6毛卖，利润有3倍。
干了半年，他已经赚到不少钱。“要不是进去，现在至少有几千万了。”刘明海唏嘘不已。当时，在长春，只有他一家做这生意。1999年末，刘明海被投送到长春铁北监狱服刑。
“跟家似的，除了没有自由和媳妇。”刘明海多次这样形容长春铁北监狱。
刚进去的头五年，他不想减刑，什么活都不干。躺在监室里，饿了，就下去拿现金买早点，包子、油条、豆浆、豆腐脑、馄饨，什么都有，楼下有两家摆摊的，互相竞争，所以东西做得很不错。
吃完东西，他就睡，心里想20年怎么过，睡不着就起来看录像，看完了接着睡。
2004年，妻子寄来离婚协议书，他签了，没什么感觉，像行尸走肉一样。
2005年，一个死缓犯成功越狱，夺车杀人，轰动一时。之后，监狱从严管理，刘明海也开始了两点一线的减刑生活。
电焊、炼钢、打磨钻石，他都干过，工作生活的状态，“就像在富士康。”和富士康不同的是，监狱里似乎更有人情味。
监狱里开运动会，得了名次能挣分，挣来的分能减刑。每年两次，监狱里请女子监狱的犯人来表演节目，又唱又跳，搞得跟联欢会似的，很温馨。管教对他也挺好，少减了半年刑。
高墙和铁网围成的这一方世界里，大盗刘明海，从最初的绝望、抗拒转变为接受、融入，继而习惯、依赖，完成这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蝶变，总共花了六七年时间。
正当他试图享受监狱生活带来的乐趣时，2008年，家人探视带来消息：父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在他混沌麻木的心中狠狠划开一刀，伴随着鲜血淋漓的疼痛，他总算活明白了，决心出狱之后，踏实做人，正经做事，平淡生活。
然而，2014年末，真正出狱后，他再次陷入了混沌，现实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变化太大。
他无法适应。
兄弟姐妹给了他8万，让他先不要工作，好好放松放松。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刘明海不知道把钱花到哪里去；儿子已经成年，他缺席了儿子的整个童年、少年期，该好好补偿补偿，可儿子似乎不愿意和他说太多的话。
北京城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噪音，到处都人满为患。他去了呼家楼，去了国贸，那是他确立贼的身份的地方。
但，那里已经变成CBD，首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曾经，他是这里干盗窃最出色的那个，人人最恨的那个。现在，他被时代抛弃了。
刚出狱时，头上还是密密麻麻的黑头发，两三年过去，天天发愁，一把一把掉头发，中间秃了顶，剩下的几缕头发也全白了。
盗窃不能再干，他只好先跟着姐夫，做收破烂的工作，姐夫给他开工资，每个月一万五。
干了不长时间，他觉得又苦又累，最重要的是收入不高。干脆自己单干，收矿泉水瓶、铁皮、酒瓶。二锅头酒瓶利润最大，一毛五收，三毛五出。足足九个月，累得脱了相，总算赚了十几万。
儿子还没到结婚的时候，钱留着手里，似乎变成了负担。他的同行、同乡陆续找上门来，推筒子，斗地主，很快，他将这笔钱挥霍得一干二净。
一天晚上，刘明海正在睡觉，手机突然响起，他接过，是同行的电话，让他赶紧过去，干票大的，发财。
时间定格在凌晨一点半，收破烂的刘明海，重新回到了大盗刘明海的躯壳。
新的团队依旧以地域为纽带——都是老乡。拉石头，在一个破旧的厂子里，团队有人发现了两块奇石。石头拍照，接收方鉴别后，一块为真，一块为假。
石头很重，不得不用圆木棍垫在石头下，靠最基础的物理运动，让它更快地滚进车里。开车，拉到指定交货地点，那边车已经在等待。
从偷窃到完成交易，走的是流水线。
事后，这个大家伙卖价22万。刘明海抿着嘴一笑。
他们曾经去偷一个价值百万的大石头，因为太重，叉车也弄不上去，
“只能算了。”刘明海不无遗憾地看着我，我则从他眼睛里看见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很难说清楚黑洞里隐藏着什么。
直到盗窃卡扣，他又被扔进了监狱。对当前的中国形式，他做出了两个判断：
一．现在是经济社会，没啥别没钱；
二．现在是法治社会，干啥都别犯法。
以前在铁北监狱，刘海明吃了14年零10月的馒头，他曾发誓，再也不吃馒头，没想到，这次进来，又吃了10个月的馒头。
“再也不能犯法了。”刘明海对我说。
他喜欢做生意。当初被邻居带上那辆客车，他原本以为就是去做生意。不过，做生意赔本——坐牢，也没什么关系，做生意嘛，谁没个起起伏伏？
刘明海无数次劝儿子，“哪怕赔了，也是经验啊。”可儿子就喜欢上班，“一个上班族，能挣几个钱？”
他也想把亲侄子拉来做生意，侄子本科毕业，在山东一家国企工作，1个月工资七八千。他气不过：“这么点钱，大学都白上了！”
侄子有点犹豫，哥哥始终不同意，说国企稳定，但刘明海觉得，自己的观念才是现在的主流。
出去之后，他要先回趟固始老家，陪陪老母亲，养身体。3个月后，重新杀回北京来，做生意。
不过，现在是疫情期间，生意不好做。临出狱前，这个残忍又善良、精明又坦率、狡诈又真诚的大盗犯起了愁：
“嗯……看看吧，做点啥好……要是都不好做，就再狠干1年，攒够了，就再不干了。”
他眼里的黑洞从没有消失过。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 未完，明日继续更新
作者 、张 子 鲤
总是走在岔路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