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革命党人的反满口号高唱入云，实则有清一朝只有“旗民之别”而无“满汉之分”。所谓“旗”，即通常说的八旗，指的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朝的奠基者，后金开国皇帝，通满语和汉语，喜读《三国演义》
清末时期，革命党人的反满口号高唱入云，实则有清一朝只有“旗民之别”而无“满汉之分”。所谓“旗”，即通常说的八旗，指的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八旗。不过，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之初时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的“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1615年，因兵力扩张，努尔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所用旗帜在前四旗军旗上加镶边），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难说是一种创新，因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如蒙古人的“百夫长、万夫长”、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等。如果说创新，努尔哈赤主要在中间层做得更扎实，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录制为基础，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从兵力配置上说，一旗即相当于一军，而作为最基本作战单位的牛录相当于一个骑兵营，一个旗由25个牛录组成，中间由甲喇作为连接。
最初的八旗，主要靠兼并其他满洲部落而来，其中也加入了少量归附的蒙古人及汉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随着其领土的日益扩张，被征服而归顺的人口越来越多，至清太宗天聪九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年）正式建立蒙古八旗，后来又将俘获或归顺的汉人依例建立汉军八旗。由此，八旗实际上是由满、蒙、汉三个民族组成，而所谓“八旗”，实际上应为“二十四旗”。
▲八旗是满族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创立
八旗中，满、蒙、汉的数量比例并不相等，以入关后的京师八旗为例：满洲八旗占53%，汉军八旗占32%，蒙古八旗占15%。如果算上京师之外的八旗，满洲八旗则占到60%以上。由此也清楚地看出，保证满洲八旗的优势地位是历代清朝统治者的既定国策之一。至于蒙古八旗，以科尔沁部（孝庄太后即出于此）、察哈尔部加入最早也最为重要。
后来，又有额鲁特部、巴尔虎部等相继加入。相比汉军旗，蒙古八旗因归顺较早，加上外蒙古与清廷的战略结盟关系，蒙古八旗与清廷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清朝前期的皇后及王爷福晋大多出自蒙古部落，满蒙通婚既是惯例，也是一种统治手段。
汉军八旗最初由辽东被虏获的汉人组成。清军入关后，在征战过程中俘获或投降的汉人军队（包括后来“三藩之乱”中的汉兵）也被编为汉军八旗。这些汉人军队，实质上是跟着满人打天下的“从龙之师”，他们在编为汉军八旗后，又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满人的汉化过程。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汉军同时也受到八旗制度及满人习惯的影响，他们在经历了一个“满化”的过程后与普通汉人已有明显差别。在一般汉人看来，他们更像是“旗人”而不是汉人。
除满人、汉人、蒙古人之外，八旗中还有其他民族，如朝鲜人及东北的“新满洲人”。“新满洲人”指的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两侧（东至西伯利亚，西至蒙古大草原一带）的通古斯语族，如赫哲人、库雅喇人，还有混合了蒙古与通古斯语的部落，如索伦、锡伯、鄂伦春、达斡尔人。
▲清朝八旗旗主印玺
这些游牧或渔猎部落在归顺清廷后也相继被“满化”，如乾隆年间被调派到新疆戍守的锡伯族人，他们是目前唯一使用满语作为日常语言的少数民族。除此之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雅克萨之战后）、维吾尔人（平回乱后），清中期时一度还有藏人归入。从脉络上看，八旗的扩张主要与征战相关，但在清廷建立稳固统治之后，八旗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因而满、蒙、汉才可以称得上是八旗的主体成?员。
八旗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所谓的“包衣”。在满语中，“包衣”的意思为“奴仆”，这部分人主要由历次战争中的俘虏及因犯罪受惩罚的旗人组成，他们在旗籍上被列入另册，且为世袭群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上一代是“包衣”的话，通常情况下他们及后代也将一直是“包衣”身份。
“包衣”不是八旗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如皇帝的“包衣”属于“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归内务府管理，主要担任皇宫中的各种勤务，而其他王公贵族的“包衣”属于“下五旗”。据《清史稿》的统计，“包衣”佐领共115人，即有115个牛录。
▲《乾隆大阅图》是清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的作品，描绘了乾隆皇帝1739年于京郊南苑举行阅兵式时的情景，图为《乾隆大阅图》局部
需要指出的是，“包衣”虽然听起来不雅且其从事的都是琐碎的后勤厮役工作，但他们在一些事务上往往起到重要的“中间人”作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人往往比普通旗人更容易获得上升或发财致富的机会。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正白旗“包衣”出身，但他是康熙皇帝的亲信，长期掌管内务府下属的“肥差”—江宁织造。而且，“包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官。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当上了大学士、总督之类的高官，如康熙朝正白旗下的“包衣”李士桢，后官至广东巡抚；再如同治朝的湖广总督官文和光绪朝的兵部尚书立山，他们都出身于内务府下的“包衣”。不过有一点，无论这些人当了多大的官，他们在旗内与原来的主人之间仍是主仆关系。
除“包衣”外，旗人社会中还有一类边缘群体，即“户下人”。户下人通常指八旗宗室或官员的家中奴婢、庄田的庄丁或差丁，他们不属于旗籍而附属于主人名下。这类群体的来源，有些是入关前被掳掠而来的汉人，有些是买卖而来的人口，另一部分是入关后因土地被圈占而投充而来的庄丁等。
▌摘自《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金满楼（著），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