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为什么会从宋元第一大港,陨落为三线城市?

泉州位于东南沿海,人杰地灵,物阜民丰。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它赞誉为“世界最大之港”。2017年,被联合国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如今沦为三线城市,其中原由,值得深思。

硬件可靠

泉州的崛起离不开硬件和软件协调配合。从硬件来看,泉州海岸线曲折交错,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隆庆府志》坦言:“泉居八闽之南,山势蜿蜒,不见刻削;海港透逸,不至波扬。”众多港口离主航道并不远,域宽水深,能够容纳上百条大船。晋江打通了泉州和内地的物流联系,此外,港口深入海湾和河口,“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航道”,提高了泉州和船只的安全系数。

上图_ 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实力的增长推动了泉州港的兴起。由唐至宋,泉州大兴水利,围海造田,经济实力由上郡晋升至望郡。更为重要的是泉州实行农耕和手工业并重的政策。步入唐宋,泉州出产的丝织品有“绮罗不减蜀吴春”之称。而当地烧制的青瓷和青白瓷以质优、价廉、量足著称,仅考古发现的宋元窑址就有133处。此外,泉州的茶叶、蔗糖、铁鼎、生铁、银等商品,均蜚声海内,享有盛誉。

造船业为当地的航运业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唐宋时期,泉州出产的鸟船和福船,载重量大,结构坚固,抗风力强,代表了泉州造船业的高超水平。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称赞:“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在元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记述:中国商船“皆造于刺桐 (泉州)及兴克兰(广州) 二埠。”从南海至印度洋,中国商船往来频繁,比比皆是。进入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大部分船只来自于泉州。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了泉州港崛起的必备条件。

上图_ 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软件过硬

泉州的软件也有与众不同的优势。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自南安郡(今福建泉州)乘船前往棱伽修国(今马来半岛),拉开了泉州和南洋诸国通航的序幕。相较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杭州等贸易港口,泉州航程适中,设施完备,得到了朝廷和南洋诸国的认可。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宋高宗在任命李庄提举福建市舶的诏令中说:“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庄可发来赴阙禀议,然后上任。”从中体现出通过加强市舶管理、促进外贸活动的指导方针。

各个时期的官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对外贸易。唐朝要求地方官对待外商“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泉州推出“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的招商政策,同时,尊重外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热情款待外国贡使。元朝时,其他海港“番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这些措施的实施,无形中扩大了泉州港在对外贸易竞争中的优势。

上图_ 海交馆陈列的宋代泉州海船

除此以外,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船工还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中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描述泉州船工在泉州到海南岛的航线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之”。

南宋后期,泉州赶超广州,达到极盛。1226年编写的《诸番志》中,与泉州通航的南洋诸国多达57国。学者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若欲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配套的软硬件,是泉州港兴盛的主要因素。

上图_ 15世纪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泉州

衰亡抓内因

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明朝的泉州港进入了发展拐点。据经济学家冀朝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地带与灌溉事业》统计,有关两宋期间兴修水利的记载中,浙江有302次,广东44次,福建多达402次,首居全国首位。至元朝,浙江和广东成为第一和第二,福建退居第五,再到明朝,浙、粤仍居前列,福建位列第六。

水利设施的落后,造成明末“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至清初,这种情况仍未改观,水利设施“今存者不能十之三矣”。人地矛盾直接影响了植棉丝织业,致使停留在农家副业的泉州产丝绸和棉布,无法和江浙等地集中式作坊的产品匹敌。

另外,泉州农业结构也不合理。当地“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 因占用农田过多,导致“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泉州失去了制糖中心的地位。而当地“铁矿渐竭”,冶铁从业人员只能“往他郡开之”。而福建出产的建宁腊茶、探春、先春等茶叶享有盛誉,因明末官府盘剥,种茶业也萎靡不前。农业和手工业的裹足不前,无形中破坏了泉州港的经济基础。

上图_ 明代泉州府

下滑找外因

诸多外因也加速了泉州港的没落。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泉州发生万户赛甫丁阿迷里可和“总诸番互市至泉”的那兀纳之间内斗。这场纷争十年后才被陈友定平复,“泉民先经回寇涂炭,继为友定茶毒”。在此经商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纷纷回国,泉州元气大伤。

明朝建国后,朝廷一方面严禁国人出海贸易,下令:“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甚至禁用舶来品,“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蔫,其见有者,限于三月销尽”。另一方面拒绝外商来华经商,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礼部奏诸蕃国使臣客旅不通”,泉州断绝了与南洋诸国的贸易往来。

上图_ 明人绘《倭寇图卷》

嘉靖年间,泉州遭倭乱波及,下辖的安溪、永春、南安、安海等地均遭攻陷,倭寇所到之处“无不焚毁屠戮,财物罄掠无遗”,海船尽数被掳。倭乱最盛时,都御史朱纨曾一次性杀死90余名违反海禁的“漳泉商人”。在争斗、海禁和倭乱的三连击之下,泉州港每况愈下,彻底沦落。

《元史》中南洋诸国均以泉州为起点。《明史》中,占城航线“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泉州门可罗雀。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福建政治中心迁往福州,泉州陷入百年孤独的困境。

如今,当地凭借食品、纺织、鞋业、建材和机械制造等五大支柱产业,奋起逆袭,连续21年经济总量居于福建全省第一,重现了泉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的盛况。

作者:计白当黑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何振良李玉昆《略论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

【2】林汀水《略论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

【3】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5】黄仲昭《八闽通志》

【6】脱脱《宋史》

【7】宋濂《元史》

【8】程卓《泉州府志》

【9】何乔远《闽书》

【1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11】官修史书《明史》

【12】谢道承《福建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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