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了第74届雨果奖的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雨果奖堪称是世界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分量非常重，这是亚洲人第二次获奖。前一次获奖的亚洲作家，是咱中国写出《三体》的刘慈欣。
《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两万多字，很多人可能还没看过，如果您不打算专门抽时间看，那我就给您快速转述一下。
小说描绘的是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那时候，北京已经是超级大城市，一共住了8000万人口，啥概念呢？现在咱北京的常住人口是2000多万，那时候人口差不多是现在的4倍。这么多人怎么待在一个城里呢？小说里给的解决方案是“把城市分层”——6环以内的北京城区，变成了三层，像夹心饼干一样，三层只有一层能露出地面，大家得按48小时为一个大周期，轮流到地面上来。比如说，第一层住了500万人，都是城市里的精英阶层。他们从早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露出地面24小时。第二层住了2500万人，基本是公司白领什么的中产阶级，他们第二天早上6点到当晚10点，能露出地面16个小时。第三层人最多，5000万人，都是城市底层平民，但他们露出地面的时间最短，只有晚上10点到转天凌晨6点这8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几乎看不见真正的太阳。
那没露出地面的时候，大家怎么生活呢？这就和小说名字“北京折叠”有关了——每层空间被翻转到地下的时候，建筑物都会像变形金刚一样自动折叠，居民都钻进自家的休眠舱里，被气体催眠，睡到下一次露出地面为止。这样算起来，每48小时里，第一层的人要被催眠24小时，第二层的人被催眠32小时，第三层的人最惨，要被催眠整整40个小时。
故事就在这样的城市里展开，情节其实非常简单，讲的是生活在第三层一个叫老刀的垃圾工人。为了赚钱给孩子上学，冒着坐牢的风险，帮第二层的男学生给他在第一层的暗恋对象送情书。为啥送个情书要坐牢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同空间里的人有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你要是敢随便跑到另一个空间去，就是犯法。
这三个空间的差距有多大，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老刀在第三层算混得不错的，当个垃圾工，每月赚1万。但和第二层那位男学生比就差远了，人家实习期工资就是他的10倍。第三层更不得了，高档酒席的一个菜就抵得上老刀三四个月工资，普通人的月收入是他的40倍。
通过各种奇遇，老刀揭开了这个折叠城市的最大秘密。原来，那个时候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智能机器时代，机器比人工便宜，生产线一改成机器的，效率蹭蹭往上涨，根本不需要人来干活。人没活干，造成大面积失业怎么办？两个办法：一是把一些低层次手工劳动故意留给人去干。比如那个时候技术上早就实现了垃圾自动化处理，但就是为了让第三层的人有事干，城市管理者硬是雇了2000万垃圾工人，让他们手工分拣整个城市的垃圾。即使这样，还是不行，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干脆所有人都催眠、睡觉，彻底减少每个人的生活时间，明白了吧。最终被折叠的不仅仅是城市，还有每个人的生命。
这篇作品在科幻领域里叫反乌托邦式小说，啥叫反乌托邦呢？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里最美好的社会，就像世外桃源。反乌托邦小说就是把黑暗悲剧的一面撕开给你看，警醒你、刺痛你，让你沉思。
这个小说表面上说了很多阶层分化的东西，但深层次凸显了对人类进入机器智能时代的担忧，当机器真正取代人以后，人类该往何处去呢？
听完《北京折叠》，不知您有没有隐隐感觉到一丝焦虑：它彷佛是我们的生活，但又不是，而且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真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