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当事人的主体感受是什么样的?

Trigger Alert

触痛预警

文章内容可能会引发过去的创伤回忆,请读者们密切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必要时,请确保身边有能信任的人陪同。

大家晚上好,我是野草,KY最风骚的女作者。

过去几个月,因为鲍某明、N号房、刘某东等人的事件,性侵成为了热搜上的常驻话题之一。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声中,我却发现有一种声音被层层叠叠地盖住了,那便是:曾经(或正在长期受到性暴力的)ta的声音。

关于性侵,社会上有几种普遍的疑惑:

1. Ta为什么没有尖叫?明明有路可逃,ta为什么没有从那个开着的门逃跑?

2. 如果ta的经历真的这么恐怖,为什么感觉ta在跟我倾诉的时候“不够消极”?

3. Ta自己都反复质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经历性侵。我凭什么相信ta?

4. 如果ta真的不想发生关系,为什么ta不坚决抵抗,而是半推半就?

5. Ta明明表现出“参与行为”,这怎么可能是性侵?

       图自电影《熔炉》

本文将从当事人的主观经历出发,运用神经生物学的力量,一一解答大家对性侵的疑惑。

注释:关于性侵害“受害者(Victim)”或“幸存者(Survivor)”这两个常见名词的使用,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个人选择。使用“幸存者”这个词,强调承认以及赋予当事人力量。而“受害者”这个词,则强调犯罪的事实。无论哪个标签,都不能涵盖遭受性暴力的经历,以及康复或申诉的经历。当事人如何选择,是应该被尊重的权利。

01.“从此,我和我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永恒地改变了”

本文内容参考了Jim Hopper博士2015年的一次讲座,其中,他简要地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来,神经生物学对性侵害的研究。Hopper博士是美国联邦和军事法院刑事和民事案件的专家证人,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心理学教学助理,也是剑桥健康联盟门诊成瘾服务的顾问。

在遭遇性侵害过程中,受害者会感到极严重的权力丧失(Disempowerment)和极严重的脱离(Disconnection)。

从主体的“我”变成客体的“它”,这是性暴力最恐怖的一点。

很多幸存者/受害者会说:“从此,我和我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永恒地改变了。”

02.当恐惧感袭来,Ta可能会在毫秒间失去平日的决策与推理能力

Hopper博士把暴力过程中,受害者/幸存者复杂的脑部活动归类总结到两个区域: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以及恐惧回路(Fear Circuitry)。

在解释性侵害的主观经历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两个脑部区域的日常功能——这是我们的知识工具。

前额叶皮负责计划复杂的认知行为,具有决策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在暴力过程中,基于恐惧感的反复增强和退去,前额叶皮质和恐惧回路可能会轮流主导大脑活动。

03.定、逃或战是由恐惧回路决定的,而不是日常的“我”

遇到危险时,我们可能会产生生存条件反射(Survival Reflexes)。这种大脑活动具有无意识(Involuntary)和自动化(Automatic)的特点 (和膝跳反应类似)。

我们展开讨论定格(Freeze)、战(Fight)和逃(Flight),这几种生存条件反射之间的关系。

面对突发的生命威胁,恐惧回路瞬间控制大脑,于是许多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会定在原地不动——这就是“定格”。

人类是以猎物的身份进化的。我们的祖先随时要应对更强大的动物(如:熊、狼、狮)的攻捕食或攻击。

定格在进化中的好处有:

(1)不动的生物体更难被捕食者发现;

(2)定格时,体内能量集中,开始全面接收在场的一切信息(瞳孔放大、眼睛睁大等等)。

因此,在事后时候描述时,当事人会对恐惧感袭来这一瞬间的记忆异常清晰且富有细节。而紧随这一瞬间后的记忆可能会模糊不清,甚至完全不记得。

其次,“战或逃(Fight or Flight)”这个词其实是有迷惑性的。大脑的进化历程决定了,我们其实偏好逃跑——祖先们不会与突然出现的狮子厮杀到底,以证明自己的力量。个体人类是脆弱的,战是过渡性的,只是为了找机会逃跑。

男性受害者/幸存者更容易陷入羞耻,因为社会性别规范要求男性阳刚,以及富有战斗力。

但是,定格或逃跑与懦弱无关

这些行为只是进化带来的结果

不反抗不等于性同意(Sexual Consent)。而两厢情愿的性行为(Consensual Sex)绝不包含瞬间袭来的恐惧感,除非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04.那些听起来逻辑矛盾的陈述,不是因为“谎言没有编好”

如果恐惧回路在定格时判定无处可逃,甚至可能会被杀害,那么极端生存条件反射(Drastic Survival Reflexes)会被激发。

下面,我们会展开解释四种极端生存条件反射:解离(Dissociation)、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坍塌性静止(Collapsed Immobility),以及思考单一重复的语句。它们都是大脑在遇到淹没性的害怕和惊骇时,产生的条件反射。

解离的程度轻重光谱很广,从与周围环境的轻微情感分离,到与身体和情感体验的更严重分离,都属于解离。

正在经历解离的当事人会感觉,现实像一场电影、一片迷雾,或一个梦境。Ta们感觉自己漂浮在他们的身体之外,不能像平时一样感觉或控制自己的身体。

参与了两厢情愿的性行为时,人们能感受到彼此变化着的情绪,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以及我和ta之间的关系。性爱后,人们会记得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能解析当时的情绪(如:“哇,刚才真性福!”)。

但是,经历了解离的人,在事件过程中及事件发生后很可能感到困惑,甚至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在事后描述时,ta也可能会呈现出所谓“不够消极”的、自我怀疑度高的情绪——这会严重误导倾听者的判断,让第三方以为暴力程度并不高,甚至怀疑性侵犯从未真的发生。

此外,经历了解离的人的记忆不一定是线性的、有逻辑的。ta的记忆更可能是点状的(比如:咖啡机的型号、天花板上的一个点)。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怀疑:“这种细节ta怎么能忘记呢?”——但事实上,ta不是忘记了,而是当时ta的大脑根本没有记录下来。

当事人与自己的情绪、意识、记忆、身体等一个或多个因素脱离,正是ta经历了极端恐怖的事件的证据,而绝不是反证物。

在定格以及强直静止中,受害者的身体都是僵硬的。

这种条件反射大约有3亿年的进化历史。至少10-25%的性侵害幸存者/受害者都经历过强直静止,但很少被报道,因为当事人通常为自己的所谓的“不作为”感到羞愧。

强直静止会突然发作,也可能突然脱离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几秒钟,也可能几个小时。当事人会出现下列症状的其中几项:

如果第三方在事后提问时,能够搜集到这些症状,那么它们就是当事人经历了强直静止的证据。参与两厢情愿的性行为的双方,不可能发生身体僵硬、瘫痪等身体异常的情况。

这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如果一个生物体根本不动,捕食者就更可能对该猎物失去兴趣。

坍塌式静止是这样发生的:一个人在极端惊恐的情况下,心脏受到大量的副交感神经的输入,ta的心跳速率急降 、血压急降。

这导致受害者的脑部血液供给不充分,因此,ta会出现下列症状的其中几项:

在暴力发生的过程中,ta可能反复醒来,又反复因惊恐而晕过去。ta也可能因脑部缺氧,而进入时间较长的“睡眠”状态。

疲软无力的身体或晕厥的状态,证明了恐惧的存在。参与两厢情愿的性行为时,双方积极参与其中,不可能有一方突然“睡着”。

比如:

“这不可能发生。这不可能发生。这不可能发生。这不可能发生......”

“我希望ta别杀了我。我希望ta别杀了我。我希望ta别杀了我......”

“ta为什么要这样做。ta为什么要这样做。ta为什么要这样做......”

受害者的恐惧回路不自控地抓住一个想法,用以度过正在感受的恐惧。而参与两厢情愿的性行为时,人们会享受每一刻;不可能需要在脑海里抓住一个句子,希望用此来保命。

05.

“半推半就”或“参与其中”,不足以证明性侵没有发生

受到习惯反应(Habitual Responses)的影响,性侵受害者可能会“半推半就”或假性“参与”到事件中。这些行为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社会性别规范与行为习惯(Gender Socialization),以及儿童虐待与应对习惯(Childhood Abuse & Coping Habits)。

a. 社会性别规范与行为习惯(Gender Socialization)

在一个人的前额叶皮质受阻时,行为习惯可能会被自动调用,以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

女性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被教导要温柔(不能发怒)、友善(平息冲突而不是直面它)、顺从(不能拒绝),做人做事时首先要照顾ta人的感受(把自己放在ta人之后)。

这种社会性别规范在女性受到暴力袭击时,变得异常致命。

在更需要以暴制暴的时刻,她的前额叶皮质受阻,因此行为习惯自动启用。她可能委婉地说:

“我的室友在隔壁呢”

“你的女朋友会生气的”

“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

她使用礼貌待人来让对方停止,或用委婉的态度保护施暴男性的自我(Ego),希望能避免进一步激怒他。然而,在面对惯犯时,这种“女人一定要温柔”的社会性别规范,其实已被惯犯转化为最熟悉的犯案工具之一。

女性终生被社会规训为温柔的、顺从的,在她遇到危险时,外界却期待她突然拥有斗争的情绪和力量——这是一种不科学的、不合逻辑的期望。

b. 儿童虐待与应对习惯(Childhood Abuse & Coping Habits)

如果受害者在儿童时期曾经经历过虐待,即使ta已经长大,ta可能会再次启用小时候应对性暴力的方式来应对当下的威胁。

在暴力过程中,ta甚至有可能“主动”地参与到性行为中。从第三方的角度看,这种“主动”参与的行为就是性暴力没有发生的证据。其实不然。

在看似主动参与的现象之下,只是ta小时候受虐时习得的习惯之一:“如果施暴者得到ta想要的,ta就会离开,我就能一个人呆着了。”因此,受害者的“参与”只是为了让暴力快点结束。

备注:Hopper博士在本讲座中只为了社会上最普遍的疑惑做了解答。每个人的大脑和每个事件都是特殊的、复杂的,没有在此列举的情况不代表不可能发生。

06.

你可以成为更专业的倾听者!

数据显示,绝大部分的性侵害施暴者是惯犯。施暴者并不恐慌,ta们在施害时是有计划的、有经验的、习惯性的。而且,ta们的前额叶皮质功能正常,而受害者的则受阻——这意味着施暴者对现场有近乎上帝般的绝对控制权。

受害者可能会有一系列与保护自己或逃命看似不相关,甚至相矛盾的行为。这些矛盾点常被解析为性侵害不存在的证据。

可是,“不合逻辑的行为”恰恰证明了前额叶皮质功能受阻,即极端恐惧的存在。

很多时候,当事人对事发过程的记忆和感受是唯一的线索和证据,而记忆是脆弱且容易被改写的。误导性的问题容易导致受害者/幸存者陷入自责与羞耻,使得ta更加困惑或难以开口。

因此,无论你是ta的亲友,还是警察、法官等专业人士,都需要加倍小心处理和性侵当事人的关系。

希望大家在阅读完今天的文章后,对性侵害的主观经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如果你曾经受到伤害,我想告诉你: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

Reference:

Hopper, J. (2015). Neurobiology of trauma & sexual assault [Video file]. 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