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吸取大唐灭亡教训,为何成为另一个亡国悲剧

▲宋太祖赵匡胤,五代至北宋初年军事家、武术家,宋朝开国皇帝

宋朝,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朝代。

宋朝统治者认为,唐朝亡于地方权力过大,为了吸取教训,宋朝皇帝对地方管制太死,权力全归中央 ——这样的制度模式,又未尝不是“另一个悲剧”?

中央与地方又展开了新一轮博弈。

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了“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一方面重用文人,降低武将的地位,对军队处处设防;另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在官员设置上相互掣肘,使各级地方政府处于松散、冗繁的低效率层面,无法与中央抗衡。

终宋一朝,国家要害机关的职位全都由文人掌控,武将永远进不了决策圈,唯一进入决策层的两位武将——狄青和岳飞,一个被迫辞职抑郁早亡,另一个被以“莫须有”罪名处死,究其原因,就是害怕武将拥兵自重,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

为了避免出现唐王朝那样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宋朝是矫枉过正了:全国大量军队都集中在京城开封附近,称之为“禁军”(中央军),把京城守卫得牢牢的;而各地方上几乎没有正规军,只有所谓的“厢军”,多是从流民、乞丐、无业人士中招募而来,很少训练,只负责修河堤、搞生产。


▲宋朝版图

中央对地方拥有绝对的军事控制权,到第四代领导人宋仁宗时期,中央军数量竟已突破八十万之多,可见朝廷为了中央稳固,是下了血本的,其浩大的支出让国家财政难以支撑。

除此之外,宋朝对各级地方官僚也进行分权,这种分权制度可谓错综复杂,其核心精神是:官员的岗位和职责是分离的。这是什么意思?比如你当了中书令,却不允许参与朝政,你的官名是起居郎,却并不负责记录言行。你的“官”只表示你有一定级别与领薪俸的水平,而你的“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

例如,包拯是“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后一项才是真正实际岗位,这在宋代是普遍现象。(“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有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笔之事……秘书、殿中二省 ,名存实废;惟内侍所掌 ,犹仿佛故事;九寺五监 ,尤为空官。”)

不论是军队,还是文官系统,宋朝政府都可谓是叠床架屋,重复制衡。设置了大量冗官、废官,就是为了分散官员的权力,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

▲宋仁宗赵祯,仁宗盛治、节俭爱民

一个生活在宋朝的官员想做点实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财权、人事权都分散得很开,要组织一次有效的变革,会有大批不相关的官僚参与进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某些阴谋家的行为,但也阻碍了大批仁人志士的贡献和激情,所以王安石想搞改革,是千难万难,难于上青天,光是对付成千上万的低效率官僚就够他受的了。

一个项目要完成,必须通过重重手续、层层审批,然后经过反复讨论、不停地协商,许多不相干的官员都参与其中,最后还要中央确认,一审、二审、终审,估计开会讨论了半年,还是讨论不出个眉目来,最后还是无果而终!北宋王朝到了金国大举入侵时,敌人已经兵临城下,马上要破城了,宋钦宗还拿不定主意,朝廷上的 100多位官员没完没了地讨论,有人说要谈判讲和,有人说要抵抗,尚未拿出个方案来,就已经国破家亡了。

宋朝这种强干弱枝的局面,只能给自己带来厄运。

▲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在宋元战争中攻灭南宋

金兵南下,攻破了汴京,其他地方各州府根本无力对抗,各地官员甚至无法组织一场有效的撤退,因为每当做出一个决策,就有数个单位提出不同意见,谁也不买谁的账,谁也奈何不了谁,大家只能束手就擒。金兵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尽皆溃败。

反观唐代,唐太宗时中央政府官员曾只有 600多人,而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 17000人!二者相差几十倍。而北宋所辖疆域仅为唐代疆域的二分之一不到,可见整个宋朝国土上充斥着多少冗员。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是在所难免的,宋代思想家叶适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史学家宋祁则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

“文官体制 +集权模式”,被后世的明代所继承,以致发生第二次亡于外族的悲剧。明王朝的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全国各地无力自发组织起像样的军事集团以对抗外敌。一旦北京城被攻破,清兵就能顺势南下,所过之处无法抵抗。

宋明两朝都亡于外族,原因就在于此。

▌摘自《变革之路-中国历朝改革得失》,鞠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