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朝代。
宋朝统治者认为，唐朝亡于地方权力过大，为了吸取教训，宋朝皇帝对地方管制太死，权力全归中央 ——这样的制度模式，又未尝不是“另一个悲剧”？
中央与地方又展开了新一轮博弈。
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了“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一方面重用文人，降低武将的地位，对军队处处设防；另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在官员设置上相互掣肘，使各级地方政府处于松散、冗繁的低效率层面，无法与中央抗衡。
终宋一朝，国家要害机关的职位全都由文人掌控，武将永远进不了决策圈，唯一进入决策层的两位武将——狄青和岳飞，一个被迫辞职抑郁早亡，另一个被以“莫须有”罪名处死，究其原因，就是害怕武将拥兵自重，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
为了避免出现唐王朝那样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宋朝是矫枉过正了：全国大量军队都集中在京城开封附近，称之为“禁军”（中央军），把京城守卫得牢牢的；而各地方上几乎没有正规军，只有所谓的“厢军”，多是从流民、乞丐、无业人士中招募而来，很少训练，只负责修河堤、搞生产。
中央对地方拥有绝对的军事控制权，到第四代领导人宋仁宗时期，中央军数量竟已突破八十万之多，可见朝廷为了中央稳固，是下了血本的，其浩大的支出让国家财政难以支撑。
除此之外，宋朝对各级地方官僚也进行分权，这种分权制度可谓错综复杂，其核心精神是：官员的岗位和职责是分离的。这是什么意思？比如你当了中书令，却不允许参与朝政，你的官名是起居郎，却并不负责记录言行。你的“官”只表示你有一定级别与领薪俸的水平，而你的“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
例如，包拯是“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后一项才是真正实际岗位，这在宋代是普遍现象。（“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有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笔之事……秘书、殿中二省 ,名存实废；惟内侍所掌 ,犹仿佛故事；九寺五监 ,尤为空官。”）
不论是军队，还是文官系统，宋朝政府都可谓是叠床架屋，重复制衡。设置了大量冗官、废官，就是为了分散官员的权力，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
一个生活在宋朝的官员想做点实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财权、人事权都分散得很开，要组织一次有效的变革，会有大批不相关的官僚参与进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某些阴谋家的行为，但也阻碍了大批仁人志士的贡献和激情，所以王安石想搞改革，是千难万难，难于上青天，光是对付成千上万的低效率官僚就够他受的了。
一个项目要完成，必须通过重重手续、层层审批，然后经过反复讨论、不停地协商，许多不相干的官员都参与其中，最后还要中央确认，一审、二审、终审，估计开会讨论了半年，还是讨论不出个眉目来，最后还是无果而终！北宋王朝到了金国大举入侵时，敌人已经兵临城下，马上要破城了，宋钦宗还拿不定主意，朝廷上的 100多位官员没完没了地讨论，有人说要谈判讲和，有人说要抵抗，尚未拿出个方案来，就已经国破家亡了。
宋朝这种强干弱枝的局面，只能给自己带来厄运。
金兵南下，攻破了汴京，其他地方各州府根本无力对抗，各地官员甚至无法组织一场有效的撤退，因为每当做出一个决策，就有数个单位提出不同意见，谁也不买谁的账，谁也奈何不了谁，大家只能束手就擒。金兵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尽皆溃败。
反观唐代，唐太宗时中央政府官员曾只有 600多人，而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 17000人！二者相差几十倍。而北宋所辖疆域仅为唐代疆域的二分之一不到，可见整个宋朝国土上充斥着多少冗员。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是在所难免的，宋代思想家叶适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史学家宋祁则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
“文官体制 +集权模式”，被后世的明代所继承，以致发生第二次亡于外族的悲剧。明王朝的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全国各地无力自发组织起像样的军事集团以对抗外敌。一旦北京城被攻破，清兵就能顺势南下，所过之处无法抵抗。
宋明两朝都亡于外族，原因就在于此。
▌摘自《变革之路－中国历朝改革得失》，鞠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