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明史研究中，有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明朝嘉靖时期爆发的——“嘉靖大倭乱”。不过要说起这个“倭寇”的成分，那就比较意思了。从《明史·日本传》里：“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到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和台湾学者吴大昕的“倭寇的大部分是中国”及“倭寇是中国社会问题”，明代嘉靖时期的大倭乱似乎和日本越来越没啥关系，在国内网络无限复读，最后甚至成了倭寇基本是中国人云云。那么这个说法就真的一定正确吗？那些曾经四处劫掠明代沿海地区的倭寇们，他们又是否真的都是中国人冒充的呢？
事先说明，本文主旨是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并不是要挑战什么主流学说或者是洗地之类，所以还请各位耐心看完。那么首先要说的是，虽然在很多人印象中，明代倭寇是把中国沿海的海盗和走私海商都看作倭寇。不过老实说，与其说是明代官员分不清楚这三类人，笔者其实更倾向于是清代史学界的一个认知错误，又或者是官史的文字游戏。比如前面说的《明史》“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的说法，就是改编自《明世宗实录》中“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但是这两个说法中有个非常大的区别，后者只是将倭寇和“中国叛逆”列为“海警”而《明史》的说法，则将两者列为“倭寇”，显然清代所修纂的《明史》中对于倭寇的描述，范围是要远远大于明代说的“倭”。
要说这些倭寇中有没有当时明朝人，笔者认为是有的，但是明代军民对于由日本人组成的真倭，与中国海盗和被裹挟或者主动参与的明朝百姓，也是有着区分。比如在明代的《倭变事略》中，就有“郑端简公论倭奴之变，多由中国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者，投其中，为之奸细，为之向异。”而对日本人组成的倭寇，在《倭变事略》中也有：“约贼六十余，皆髡头鸟音”，以及“至船询所以来，而译言莫通。”等明确记载。
《太平抗倭图》中的倭寇虽然是典型的明人形象，但考虑到画作者周世隆是明末清初时期人物，笔者认为这个倭寇形象更有可能是参考了当时的农民军，而非真正的嘉靖时期倭寇。除了这些，在倭寇的战术行为方面，其实有不少特别之处，或者说明军在陆地上所遭遇的倭寇，如果说他们是海盗，老实说，他们表现的实在是有点外行。首先是他们在战斗方式上，其实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点，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记载：“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了解剑道的朋友对这句话应该不会太难理解，戚继光书中的这个“跃”，其实就是剑道中的“前跃足”。当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跃”这个动作虽然在日本剑道和中国武术中都不算是稀奇动作，但出现在主要活动于海上的海盗，这就很奇怪了。
▲剑道中的前跃击面
目前整个体系得以完整保存的船上武术主要有两种，一个是中国江浙地区的船拳，另一种是北非巴巴里海盗刀法。这两种武术虽然体型并不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它们都要求习武者下盘稳固（船拳在陆上那些炫技的大动作除外），像《纪效新书》中所记载的大幅度跃步，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这其中的原理很简单，颠簸船只作为一个平台比起地面要不稳定的多，在船上战斗如果进行大幅度的跃步，万一船只一个颠簸，那么要么你完成了一个稀世滑铲，要么你摔倒让对面喜提一血。顺便说句，古代船战说的“跳帮”，绝大多数情况，也是利用跳板和绳索等工具登船，而不是船员真的憨憨的往对面船上跳。
▲巴巴里海盗刀法的步法
除此之外，倭寇的劫掠行动，并不只是针对沿海的城市和村庄，他们时常进入内陆，强攻明朝的卫所、城镇，甚至不畏惧和成规模的明朝军队直接交战。说到这可能各位读者有点云里雾里，那么就从海盗的视角来分析一下倭寇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无论是海盗还是土匪之类，他们的所有的作战，都是遵循风险和利益的权衡平衡。比如说后来的林凤，他打劫的目标就只限于往来船只和沿海的村落城镇，在面对明朝的清剿时，也是奉行着坚定的能跑就跑方针，最后被明朝一路撵去了吕宋。
▲日本海贼使用的八幡船
对于这些组织能力、训练都相对较低的武装团体来说，他们所能承受的伤亡比起正规军队更低，而且在作战之外，还要面对内部势力的纠纷，以及与其他同类武装的相互吞并甚至是武装冲突。因而普通的海盗，会避免一切与正规军不必要的冲突，更不会去死磕有防备的城镇。因而可以说，倭寇的行为与其说是职业海盗，倒不如说更像在俄国组织和赞助下，对克里米亚汗国和奥斯曼帝国进行牵制攻击的哥萨克海盗，又或者是之前由日本南朝组织的，对高丽和中国北方沿海进行劫掠，以此来为南朝输血的早期倭寇。他们由于组织更加严密，同时士兵的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加之在作战结束后，可以通过他们背后的政府调度，来及时获得人员补充，甚至战时也能获得友军支援，因而他们才敢于深入内陆，与敌人的军队和城镇进行硬碰硬。
▲俄国组织起的哥萨克海盗，与倭寇行为方式非常相似
除此外，倭寇的劫掠手段，其实严格来说也表现的非常拙劣。在倭寇的活动中，掳掠百姓卖往日本，一直是倭寇重要的财政收入，比如在郑舜功的《日本一鉴》中，就有记载：“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以来，边民初虏于夷岛，莫可胜算。”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在大量明朝史料中，都有记载倭寇在入侵时，经常对明朝百姓大开杀戒。这种行为一方面说明嘉靖时期的大倭乱，并没有像东欧的鞑靼人和巴巴里海盗，形成完整的掠奴产业链。另一方面，也说明倭寇本身对于人口的价值明显认识不足，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掠夺行为的认知，依然是他们在参与一场战争。除此之外，倭寇在劫掠物品时也表现的一言难尽，他们并不是像职业匪徒那样专挑高价财物，而是见啥拿啥，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连老百姓家的铁锅都不放过。
▲鞑靼人的掠奴活动往往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掳走
除了这些比较微观的问题外，如果从明日外交互动角度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胡宗宪赴任江浙抗倭时期，与日本大名之间进行的外交活动，内容也是很值得研究。比如在明朝使者前往大内和大友家时，两家的反应是“山口都督源（大内）义长且咨送回被掳人口，咨乃用国王印，丰后太守源（大友）义镇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在明朝使者面见对马岛宗氏时，也提出了“近年以来，日本各岛小民假以买卖为名，屡犯中国边境，劫掠居民……自旧年十一月十一日来至五岛，由松浦、博多，已往丰后大友氏会议，即蒙遍行禁制各岛贼徒。”如果倭寇们真的是中国人组成，那么大内和大友家的反应，以及对各领主、大名的禁令，就解释不通了。
▲大友义镇/宗麟
最后作为总结，说一下笔者个人对于嘉靖大倭乱时期海上力量的看法，仅供各位参考。在嘉靖大倭乱时期的海上力量分为三种，首先是以汪直等为代表，势力最大的海上走私商势力。第二种则是本篇所讲述的徐海和我们印象中，在明朝东南烧杀劫掠的倭寇。笔者认为这些倭寇内部日本浪人、武士等职业军人的比例应该相当高，这就是为什么倭寇在战斗中，往往表现出极高的指挥水平，成员有着丰富的陆战经验，作战意志也比一般匪徒更加顽强，但同时在劫掠方面，却又表现的非常外行。而且他们不同派系之间能做到联合和协同作战，极有可能他们是由同一势力组织的，不同批次入侵的武装。至于最后一种势力，那便是活跃于东南沿海的真正海盗，也是在《海寇议后编》中所提到的“汉兵”。总之，明代人对这三类人是分得很清楚的，但后世却有人一直混淆这三类人。混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当然，本文终究只是笔者一家之言，究竟那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各位看官就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参考资料：《明史·日本传》、《明世宗实录》、王世贞《倭志》、朱九德《倭变事略》、郑若曾《筹海图编》、神田千里《大友宗麟の改宗―その実態と背景―》、茅坤《胡公宗宪剿徐海本末》、鹿毛敏夫《大内と大友 中世西日本の二大大名》、戚继光《纪效新书》、CGTN《江南船拳：方寸之间，大显乾坤》（视频）、Razmafzar《Barbary saber》（视频）、万表《海寇议》、《昆山县倭寇始末》、郑舜功《日本一鉴》、茅坤《海寇议后编》、中国国家博物馆《《抗倭图卷》、《倭寇图卷》和大友义镇、大内义长》、鹿毛敏夫、须田牧子《「倭寇図巻」「抗倭図巻」をよむ》、鹿毛敏夫《大友水軍 海からみた中世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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