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将当今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贫富差距的问题归咎于里根，这是不合理的。在里根和沃尔克之后，美国政治逐渐形成建制派。所谓建制派，其实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捍卫既得利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国际秩序的方向，推行扭曲的金融自由化和失衡的经济全球化。
斯托克曼在其《资本主义大变形》中写道：“美国已陷入大变形。美国，特别是作为央行的美联储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势力彻底占领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繁荣已经危在旦夕。”
事实上，里根总统执政后期，这一趋势已显露端倪。1986年，美联储理事会投票表决，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银行——花旗集团、信孚银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销特定的债券。
这一决定实际上违反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极力反对。里根为了推动金融混业，设法通过了这一决定。这次表决直接导致沃尔克辞职。
造成这一改变的关键力量是在70年代开始崛起的华尔街金融新势力。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套利空间催生了投资银行市场，证券、期货、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逐渐膨胀。当时，尼克松总统刚在戴维营开完会，梅拉梅德就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午餐会上向弗里德曼展示他的商业计划——办外汇期货市场。
梅拉梅德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极其敏锐的金融家，当时担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主席。弗里德曼完全支持他这一做法，并给他写了一份11页的计划书，名为《建立货币期货市场的必要性》。梅拉梅德给弗氏支付了7500美元作为报酬。
从此，美国进入期货交易时代，梅拉梅德成为了全球公认的“现代期货市场之父”。
不过，斯托克曼却认为：“金融期货市场很快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而推动这一改变的不是别人，正是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
到1987年，芝商所每天期货合约的交易量实现了千倍数量级的增长。但这年10月爆发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芝商所标普指数期货合约跳水下跌了29%，大量合约被碾压爆仓。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这一关键时刻给予紧急救援。
斯托克曼评论说：“在黑色星期一之后，美联储对股市采取抢救性保障措施，无异于表明由格林斯潘所领导的美联储跨过了货币市场上的卢比孔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美联储把股价平均数当作其货币政策的目标，并且确认穿越华尔街的峡谷之后，美国就将走上经济繁荣的道路。这真是个致命的错误决定。随着美联储被引诱参与华尔街的投机阴谋，这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就因权贵资本主义的袭击而沦陷。”
斯托克曼与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都痛陈美国最近几十年的金融自由化顽疾，但在原因追溯上三人皆充满着门派与党派之见。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金钱政治、政治献金及阴谋论皆为表面，其背后有着一条底层的经济学逻辑。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变成了信用货币，其发行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美联储不再刚兑黄金，开始大量使用证券作为抵押资产，其中美国国债是信用最好的资产。所以，美联储想要扩张美元就必须依赖于大规模的国债，同时还要扶植一个发达的融资市场——芝加哥商品期货市场。反过来，美国政府也一直渴望美联储为其融资。
所以，信用货币的发行机制使得美元与国债成为硬币的两面（货币理论及美联储机制缺陷），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很自然地倾向于壮大金融业。在这一机制的驱动下，美联储、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巨头默契形成某种“媾和”。
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废除。1998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这意味着该法名存实亡。第二年，克林顿和格林斯潘联手主导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金融巨头“虎归山林”。
其实，格林斯潘自己都难以解释，其在任近20年，为何利率持续下降，每次都是降少升多。同时，在每一轮不对称操作中，美联储都向金融市场注入数以千亿的资金，直接用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巨头。
从1987到1998年，美联储持有的政府债券翻了一番，以每年7.5%的增长速度向华尔街主要交易商的银行账户内注入大量新增货币。2001年互联网泡沫期间，美联储又向主要交易商的账户打入了1200亿美元的现金。
克林顿和格林斯潘主导下的美国经济金融化，已经背离了里根时代的自由化与市场化。这造成了美国经济、财富与社会的割裂，最典型的是华尔街纸醉金迷与铁锈区芳草萋萋。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膨胀了金融资产，金融巨头、跨国公司、金融高管及富有阶层是最大受益者。
1990年，对冲基金规模只有约1500亿美元；到千禧年这一规模达1万亿美元；到金融危机前夕，对冲基金规模更是飙升至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华尔街投行的交易账户发展得更为迅猛，增长了30倍，也扩张至3万亿美元的规模。
受益于金融资产膨胀，1%的最富裕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979年的20%增加到35%，同时，他们的收入比例上涨了一倍，达到了25%。
但是，本土制造企业、蓝领工人、工薪阶层及中产家庭是这一趋势的受害者（原因后面分析）。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5万美元中产家庭收入在扣除通胀后每年仅仅增长了0.3%，同时，时薪工资水平实际上出现了下降。
在1999-2007年，美国信贷市场债务余额从25万亿美元上升至5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住房贷款和个人消费信贷。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在次贷危机前攀升至30年最高。
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主导的金融自由化逐渐摧毁了自由主义。斯托克曼认为这一过程极具欺骗性：“里根革命的遗产被一系列政策催生的泡沫增长所掩盖：1983-1992年凯恩斯主义赤字繁荣；1993-2000年格林斯潘的美国国内信贷和股市泡沫；而在2001年轻度衰退后，美联储荒诞地实行低利率政策，导致巨大的房地产和消费繁荣。”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动用了7000亿美元拯救劣迹斑斑的金融巨头。仅美国国际集团就消耗了来自纳税人的1800亿美元。美联储拿出万亿美元直接采购国债和住房抵押债券。美国政府在这场危机中获得充足的融资。幸存的金融巨头在这场危机后资产规模反而增加。这无疑是奖励危机制造者。
进入千禧年后，美国投机主义取代了七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潮。自里根政府开始，来自华尔街的官员逐渐增加，到克林顿第二任期达巅峰，超过50%的高官来自华尔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后，当时的财长鲁宾在离职一个月后便成为了花旗银行联合总裁，年薪为1500万美元和150万股票。当年沃尔克辞职后，曾有华尔街金融公司以百万年薪聘请他，生活拮据的沃尔克依然拒绝了。
克林顿任命了一位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担任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连斯蒂格利茨也在他的《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如此批评：“关于经济政策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美国人被说服：意识形态的年代，利益和政治的年代，已经结束了。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一致同意的年代，其中，每个人都理智地同意‘正确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胡说八道的口号——但对于那些这一口号能够为之服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聪明的战略。”
到小布什时代，高级顾问卡尔·罗夫招募了一群凯恩斯主义者作为幕僚。小布什任命凯恩斯主义者伯南克为美联储主席，任命前高盛总裁保尔森为财长，二者彻底埋葬了里根与沃尔克的政治遗产。新凯恩斯主义之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泛滥成灾。
这个时代的美国，嬉皮士早已消失，各个都像“年年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的样子”。更要命的是，这群人逐渐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态，从保守派中分化或自生长出代表华尔街金融势力的建制派。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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