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出自《礼记》中的《大学》篇，其言“致知在格物”，又“物格而后知致”。作为知识论、修养功夫论的统一，“格物致知”是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之一，在王阳明的思想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一生的学问均从实践中得来。
年轻时，他非常信任朱熹的理论体系，并按照朱熹的思想理论去一步步实践，但是他与朋友“格竹子”的失败，让他意识到朱熹的理论并非十分完善，于是不断更正朱熹学说，提出自己的一套学说体系。
关于“格物”
王阳明认为“格物”是内在的格心，由内而外。他训“物”为事，是“意之所在”，因此“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王守仁《大学问》）又“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王守仁《传习录》）
这种“格物”，使心本体每时每刻都处于纯正的状态，使本体处于纯善无恶的状态，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止于至善”，“格物”的价值旨归为“止于至善”。
上面的“意”，可理解为意向、指向和意念，当人进行思维活动时，意向会有意向的对象，但是王重视的不是意向的对象，而是指向意向对象的意念。
我们以男女结婚为例，当男女双方意向结婚时，在此意向之时，即有一种意念伴随，这个意念就是行动的主意，能够主宰人的行为，因此可以把“格物”解释为：有意向时，要使意念保持纯善无恶，由意念发出的行为才会纯善无恶。
在王阳明眼中，“意”和“行”有着必然的联系，意念之善推扩到极致就必然会产生行为之善，因此他十分注重一时萌发之意念，正意的过程必然是以思虑功夫为主。
即既要人扩充其已具有的善端、善情，又要去掉和纠正恶的意念。
此外，王阳明还坚持人具有良知良能，人的心自然能够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守仁《大学问》）所以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王守仁《传习录》）即把格物解释为正事、格心。
在王阳明眼中，格物就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
关于“致知”
王阳明对于“致知”的理解有别于前人，他认为“知”是“良知”，“致知”即是“致良知”。
他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守仁《传习录》）他又进一步明确说良知是是非之心。他说：“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一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王守仁《传习录》）
可见，王认为良知仅是一个先天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
致，是至之义。王阳明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之义’，‘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王守仁《大学问》）
“致知”即“致良知”，遵从良知而行，将良知扩展到事事物物。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至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守仁《传习录》）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格物”即为“致良知”，两者无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