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电影《魅影缝匠》中，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 Lewis）饰演了时装设计师雷诺兹·伍德考克（Reynolds Woodcock），而薇姬·克里普斯（Vicky Krieps）则担任雷诺兹的模特及伴侣阿尔玛（Alma）一角。片中有这样一幕：伍德考克正在安静地享用自己的早餐，然而这样的宁静却被阿尔玛给小松饼抹黄油的声音打破了。“请你不要动静这么大，阿尔玛，”伍德考克说，几乎要控制不住他的脾气，“吵死了，让人心烦意乱。”
阿尔玛对此很不解：“也许你只是注意力过于集中了。”伍德考克随即把阿尔玛的动作，比作一匹骏马在绕着屋子不停跺脚，说完便夺门而出。伍德考克的姐姐默默目睹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她对阿尔玛说：“他有他自己的那一套，最好别招惹他。”伍德考克的敏感无可指摘；而阿尔玛弄出的那些难以回避的声音，可不是完全无辜。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魅影缝匠》（2017）
有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也会表现得像伍德考克那样，其实会觉得有些尴尬。于是我试着去忽略那些声音，但是压根没用。它们就像把我从身体里抽离出来，再紧紧地拴在皮带上，完全占据了我的注意力。当听到一些特定声音时，我不光是听到它们，更是一直徘徊在这些声音里。我曾多次请求那些离我近到能知道他们一举一动的人，调低耳机音量、不要抖腿、别吹口哨，不管我认不认识他们。当我听见人们因为嚼口香糖，而发出那些微弱、重复、短促却在逐渐变响的声音时，我知道我不该怪他们，他们的行为很正常，但是我还是会控制不住自己要给他们一记白眼。
声音使我烦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这种极其容易被旁人身体发出的声音所影响的倾向，会使我看起来很混蛋，然而最近我发现，原来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常见的，它甚至被赋予了一个专有名称：厌声症（misophonia）*，由听力学家帕维尔·加斯特博夫（Pawel Jastreboff）和玛格丽特·加斯特博夫（Margaret Jastreboff）在2003年提出。这种情况也被称作声音暴怒症（sound rage）或者选择性声音敏感综合症（selective sound sensitivity syndrome），与强迫症、听觉过敏和妥瑞氏综合症（Tourette’s syndrome）有关。
*译者注
在中文维基和其他中文网页里，多译作恐音症。为了更准确地传达其原本的涵义，本文将该词译为厌声症。
厌声症患者似乎对于旁人身体所发出的声音更加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比如摩擦、嗅探、挠痒、掰手指、喘息、吹口哨等等——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往往很正常：厌声症通常被当作是心理疾病，而不是听觉疾病。厌声症的问题出在脑子里，而不是耳朵里。那些被厌声症困扰的人，对于特定声音会产生负面的想法和情绪：有愤怒和厌恶感但没有恐惧感——如果出现恐惧，则被称为恐响症（phonophobia）。触发因素不一定是很响的声音，却常常是重复的声音；这些声音多是由旁人的身体发出的（咀嚼、敲手指、吞咽等），目击到这些动作则会加剧厌声症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厌声症会和厌动症（misokinesia）* ——因为一些特定行为而引发的负面情绪——成对出现。
*译者注
厌动症即对于特定动作感到厌恶。这些动作通常微小但又反复发生，多与手部或脸部相关，如嚼口香糖、砸嘴等。
还有一种被称为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 也称ASMR或颅内高潮）的听觉现象，其诱因与厌声症相差不多，就像ASMR一样，人们也对厌声症抱有怀疑态度。非专业人士很难相信，这些轻微的声响竟能引起这么强烈的愤怒，听力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则在争论，这到底是一种症状抑或一类明确的生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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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厌声症在近年已经成为了一种小型文化现象，在各个国家的报纸上均有报道，比如在2011年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这一篇*。同时也出现了包括声音过敏**和厌声症***在内的网站，提供了许多信息、指导和与之相关的衍生商品。
*注
* https://www.nytimes.com/2011/09/06/health/06annoy.html
** https://www.allergictosound.com
***Misophonia.com
如果厌声症患者可以在日历上添加一个节日，他们大概会用来庆祝降噪耳机的发明。降噪耳机能产生一种和环境噪音相等的反向声波，以这种抗噪手段来消除噪音。主动干预环境噪音，而不仅是试图将耳朵更好地捂住，这个思路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它在航空业需求下应运而生：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非常嘈杂，而对于飞行员来说，充分理解他们正在接收的语音信息至关重要。如今，降噪耳机作为一种消费性科技，可以帮助人们同时建立起高生产力和充分放松的私人空间。找回信号和噪声二者之间的界限，对一部分人来说十分必要，而降噪耳机为他们提供了可行的方法。
比较媒介（comparative media）研究学者麦克·哈古德（Mack Hagood）在他最近写的书《别说话（Hush）》中，将这种以声音对抗声音的技术描述为“俄耳浦斯媒介（orphic media）”，就像希腊神话中俄耳浦斯通过演奏自己的里拉琴，击退海妖的致命歌声，从而保护了阿尔戈号的船员。哈古德写到，俄耳浦斯媒介是“真空的”，因为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传达任何内容。但这份真空让我们重新定义了对媒介的大体观念：媒体不应只被理解为承载信息的手段，它同时还是使空间、主体和技术之间达成和解的补救措施。任何一种媒介，不论它是否为俄耳浦斯式的，都“重塑了我们与本我、他者和世界之间的连结”。也正因其真空性，俄耳浦斯媒介突出了所有媒介是如何忽视所涉及的信息交换，而缓解或者阻碍某些特定关系。
-Stories-
哈古德一开始只是顺带提到厌声症，他更关注耳鸣（tinnitus），这种病症常常和厌声症一起出现，患者耳朵里会有难以忍受的异常声音感觉。直到2015年，他看到了Beats耳机的一则广告，名字叫做“听你所想”（Hear What You Want），提示了厌声症也许可以被更彻底地重新解读。在广告中，我们跟随着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面对一群尖叫谩骂的反对球迷，而他的回应——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做回应——就是戴上一副降噪耳机，将周围环境里的谩骂静音。这也将厌声症从“对声音的厌恶”重新定义成“对仇恨者声音的厌恶”。
因此，对厌声症困境最好的解释就是，它会受到来自情感和社会的双重影响。在纪录片《请安静》中，受访的厌声症患者承认他们的社会生活遇到了困难；其中一位提到了“生动的暴力画面”，另一位则尝试以艺术作为治疗方式，创造了一个有许多自动笔被埋在酸橙里的雕塑。脸书上有相关的互助小组（以及相亲小组，毕竟和一位厌声症患者共度一生并不是件容易事），其中最大的一个小组有着18,000名成员，并且里面还有很多不知情人士因为发出了会诱发厌声症的声音，而被组员曝光的照片。就像其中一位受访者所说，“和我最亲近的人，也是最让我烦躁的人。”
是什么导致了厌声症
2015年，在《卫报》的一段文章中，女演员梅兰妮·林斯（Melanie Lynskey）这样解释厌声症：“这是一种大脑疾病，一旦你听到令人讨厌的声音，就无法再理解身边任何其他事情。”这指向了有关厌声症的反思，或许会有所帮助：愤怒并不是由声音本身或周遭的准社交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引起，根本原因是声音所导致的无法专注。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话来说，一种被普通人当作背景的声音，在厌声症患者听来却是有意义的，就像是在呼唤他们、质问他们。诱因从一个单纯的声响变成了有力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打扰到了他们，它变得像是一种人身侮辱，像是成群结队的敌方势力。从阿尔都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造成打扰的根本原因不是注意力被剥夺，而是意识被烦扰：也就是说我们在极度集中在一项任务或者一个想法的时候会忘却自我——即我们在所谓的忘我境界里的时候——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噪音会把我们带回到自我意识主导的平衡中。
有些科学家将注意力损伤看作是连接厌声症和妥瑞氏综合症的关键。1994年，当时还是一名心理学学生的迈克尔·J·凯恩（Michael J. Kane）进行了一项关于妥瑞氏综合症的内省研究，他提出了一种解释模型，将这种疾病看作是一种由功能失调的抑制机制引起的注意力高度集中（hyperattention）。凯恩将其称为一种“持续性的体感轰炸（somatosensory bombardment）”，并以坐在椅子上的同时一直对于身体接触椅子保持触觉感知为例。一连串的抽搐（tics）会帮助他从躯体高度集中的状态逃出来，但这只是暂时的。厌声症在凯恩看来也可以用这个理论解释，它不是一种无差别的声音超敏反应（undifferentiated auditory hypersensitivity），而是一种对“无关目标的（goal-irrelevant）”环境信息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借用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通用传播模型里的术语来说，厌声症患者无法将噪音转化成信号，而这使得这两者间本就不是很清晰的区别更加模糊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尝试去解释这些假信号带来的影响，但他们总是无法破译哪些实际上是假信号。这样说来，厌声症与ASMR完全相反：当背景音变成前景的时候，对其他人来说会感受到愉悦，但是却会将厌声症患者推向愤怒的边缘。或许我们可以把厌声症可以看做是信息卫生（informational hygiene）在躯体上的体现，因为无论是旁人的躯体，还是他人不小心打破了沟通规则，又或者是那些无法转化为完整信息的躯体感受，它都会明确地对其表示拒绝。
像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和韩炳哲（Byung-Chul Han）这类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模糊了精神病理学的社会成因，将责任和愧疚感都转嫁到了个人身上，但是，当患有疾病的人开始对他人产生负面情绪时，会发生什么呢？厌声症患者间断性讨厌他人的背后成因又会有哪些？
-Macrovector-
厌声症患者无法抗拒重复性声音对注意力的转移和渗透，而这种声音和另一种当代现象很相似：那就是消息推送，它也被用于抢夺注意力。厌声症的触发因素就像是听觉的黑暗模式设计（dark pattern）*，它们并非人们在干活时所发出的偶然和不可避免的声音，而是故意设计出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这个类比反过来同样成立：消息推送亦可能加剧用户的厌声症症状。我很好奇，反复进出数字空间是否会造成厌声症的症状加剧或者进展。如果我们把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情况看作消息推送，把他人的活动看作持续不断的注意力轰炸，厌声症患者面临的风险就更高了。
*译者注
黑暗模式设计是一种被精心设计过的用户交互界面，可以引诱用户做出设计者想要的行为，例如在购买物品时顺带购入保险、同意网站定期收取费用等。
他者化的声音
而持续暴露在这种信息管理机制中，会使我们对那些伪装成重要信号的“通知”感到沮丧和愤怒。我们是否过于沉迷在拥有信息流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想象中，以至于不能再忍受那些无法静音的信息输入？哈古德提出了关于噪音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那就是他者化（othered）的声音。而由科技推动的对于信息控制和虚幻控制权的渴望，可能会让这种他者化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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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声症并不只是一个特殊病征，更是一种在被手机驱动且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空间分裂成了无数个人小空间的社会中的新兴特性。在这个数字化环境中，消除所谓的噪音看起来非常简单。假如在一个公共广场上，让一个尖叫的人安静下来，我们需要和这个人有肢体接触，但是要在线上论坛让一个人安静下来，似乎只需要点几下鼠标，并且通过一个简单的操作，我们甚至可以让整个论坛消失不见。当然，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空间里被骚扰，关闭我们自己的电子设备并不能做到让他们闭嘴，或者消除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选择性的技术静音并不仅限于虚拟空间。就在不久之前，亚马逊为一个系统申请了专利，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消除周围的噪音，还可以侦测像是车子鸣笛或者一位使用者的名字这样的特定声音或关键词，并使这些内容可以被使用者听见。在噪音中分辨有用信息的任务现在可以交给机器——一种全自动化过滤过敏源的方式。
但是，这种声音隔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如果我们选择“与麻烦共处”，这里借用一下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强大公式，而不使用即时声波保护和声音分析软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能牢记，打扰到我们的声音既不是信号也不是噪音，而是他者，至于我们想要集中精力完成的“目标相关”的要紧事，或许也没有那么要紧······然后，把那些发出声音的旁人具化成干扰以外的存在。那时，我们也许会突然明白，真正的干扰是一直以来被我们当作“目标相关”的事情，而不是那些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交集，并阻止我们日复一日做那些事的人。那个吹口哨或嚼口香糖的人，或许正是为了让我们重获自由而来。
*译者注
唐娜·哈拉维是一名哲学家，主要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现任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她长期从事对现代科学话语的文化解构工作，出版了多篇重要著作，包括《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等。文中提到的《与麻烦共处》（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是她在2016年出版的另一著作。
作者要特别感谢萨米·汉马纳对这篇文章的初稿进行了试读和修改。
作者：Silvio Lorusso|封面：Matt Chinworth
翻译：大梨子王|校对：里昂
排版：文英
原文：https://reallifemag.com/the-other-as-no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