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的“局外人精神”
战后赴西欧，特别是赴法国留学的日本学人为数众多，加藤周一却似乎在其中独领风骚。这是我多年来的困惑。再加上对他一直缺少真正的兴趣，很多疑问当时都被放下了。恰好近期我与《羊之歌：我的回想》汉译本相遇，它打开一扇门，让我窥见了加藤的内心世界，连带着提供了帮我走出困惑的线索。
《羊之歌》出版于加藤的盛年，并非晚年回忆录，但是并没有情境中人的种种矫情，反倒有着某种与他当时年龄并不相称的洒脱。这种洒脱很难形诸语言，无论是加藤自己还是研究他的学者，往往倾向于用“旁观”来形容，亦即拉开距离地观照同时代各种人物、事件和现象，也拉开距离看自己;这本纪实性虚构作品，几乎避开对书中大部分事物进行价值判断，却又细致地分析了书中的事物。
《羊之歌》开篇描写的是加藤的外祖父，一个明治时期资本家的公子;他游历过意大利，痴迷于歌剧、男女与锦衣玉食。甲午战争后虽参军却似乎并没有真正奔赴前线，只是远赴澳大利亚为陆军采购战马;“一战”时他退役经商并发了大财，随后又失掉大部分财产。晚年虽潦倒却一直保持花花公子的放荡本色，靠变卖家产也要西装革履并继续交往女朋友。
而对于加藤的祖父，一个家境殷实却后继无人的乡村地主，加藤的描写却有些草率。他只是描写了祖父为了取悦于他而杀鸡并用刚断气的鸡跟他游戏，就再也不谈这位祖父了。这恐怕不仅是因为他与同住东京的外祖父过往更多，而很少有机会接近乡下的祖父，更是因为外祖父身上有一些祖父不具备的要素，与日后加藤的人生经验有直接关联。这些要素，就是对艺术的享受能力，对生活中各种微妙事物的欣赏能力。可以说，外祖父身上这些潜在的品质，通过加藤母亲的日常行为，“遗传”给了加藤。
然而加藤的父系同样拥有强大的基因。父亲是个耿直敬业却门庭冷落的开业医生，也是《万叶集》的热心读者，这似乎为日后加藤的精神轨道规定了基本轮廓：他在欣赏生活与艺术之美的同时，又在这些情感中注入了冷静的分析与求实精神。当少年加藤在父亲的书房里阅读《万叶集》并享受着西窗外的晚霞时，他身上微妙地混合了明治之后日本文化的两种基本元素：务实的乡村共同体趣味和模仿西欧时尚的好奇心。
不过比起这些基本元素来，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元素在加藤身上如何形成他的独特个性。《羊之歌》的特别之处，在于所有描写与叙述都是不动声色的。最突出的表达是他描写在祖父家里旁观红白喜事宴会时的感受：“我是一个局外人，也许会永远过着局外人的生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是淡薄的。”
对于加藤而言，这个“局外人”身份意味着他与生活的环境以及所处的时代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并非是置身事外，相反，他在场、参与、热情融入，同时观察、抽离、冷静分析。似乎加藤总是同时拥有两副眼光，同时置身事内与事外。这个被加藤成人后回溯至童年的局外人眼光，伴随了他的一生。应该说，加藤周一之为加藤周一，正在于他拥有这种独特眼光。这种眼光似乎使加藤获得了免疫力，他虽带有某种精神贵族气息，却并未沉迷于其中。
上小学之前，加藤只在幼儿园待过一小段时间就退学了，他与世隔绝，在家里长大。即使上小学之后，由于上的是公立小学，中产阶级的孩子不多，因此加藤的求学生活也仍然没有使他融进周围的环境。在步入成年之前，他生活在社会里，但与这个社会没有交流，他对社会的理解是通过书籍与艺术形成的。父亲书房里的书以医学和自然科学为主，文学类图书只有《万叶集》和对此书的注释著作;母亲的古琴弹奏是体弱多病的加藤在病床上的唯一慰藉，它陶冶了幼年加藤的性情。加藤的局外人感觉，形成了他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在我看来，世界的存在不是为了被改变，而是为了被解释。”
加藤分析说，由于父亲诊所业务不多，于是有空闲在家里以幻灭的心情指点江山;这使得幼年的他也形成了迥异于一般孩童的精神程序：“我不是先有人生梦想，之后逐渐开始幻灭，而是一开始就带着幻灭，然后逐渐地才有了梦想的样子。”
假如加藤没有从中学开始改读有竞争力的名校并且顺利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是否可能一生都仅仅在幻灭中度过并且会形成何种幻灭方式，将成为一个真实的问题。然而他进入了“一高”。我猜想，“逐渐地才有了梦想”的阶段，就从这时开始。
“一高”可以说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预备校。这里集结了特立独行的教师，云集了来自各地的秀才，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应该说，明治维新之后作为思想潜流的日本式自由主义，在“一高”发育出很特别的形态。学生们有机会跟名师上课，却必须自己准备好基础知识，否则完全听不懂;上课不允许缺席，但老师对于点名时缺席的学生由同学替答却视而不见;学生生活中奉行形式上的民主主义与事实上的官僚统治，大讲平等的“一高”优等生们俯视自己以外的芸芸众生，以“被选中的人”自命。加藤写道：“在集体生活中我学会了如何自我保护，但我绝不学习如何为集体献身。—拒绝为集体献身，把这个理念正当化，才是我为之献身的事业。”
加藤上初中的时候，正值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他初中毕业那年，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事件”。而“卢沟桥事变”与太平洋战争，则伴随着他从考入“一高”到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求学生涯。加藤的青春伴随着祖国的对外侵略战争，他拒绝“为集体献身”的态度，由此获得了政治性。“这个社会越来越瘋狂，就像滚下山坡的车子，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而我就在一旁看着，看它停下来的时候会摔成啥样。” 对加藤而言，“国家”与“社会”是他无法改变的，但是这不能阻止他进行“解释”。他认为超越国家的唯一方式，就是去理解它，也就是通过解释获得对于国家的理性自觉。《羊之歌》记录了他在战争时期对于时事的评价，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所以他的评价与改变现实并无关系，而且也与他的实际生活并不相关。事实上，在战事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只要有机会，加藤就会去观看传统的歌舞伎和现代话剧，耽读日本与欧洲的文艺作品。这些他少年时代养成的兴趣，在黑暗的时代里，塑造了后来的加藤周一。
加藤幸运地没有接到征兵令，但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被送往战场;加藤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的好友中西死在了太平洋战争中，他甚至在好友的被迫死亡和自己的侥幸生存这一对比中感到了某种愧疚。这件事情对加藤而言是具体的、形而下的，与反对侵略战争相关，却不是同一件事。加藤始终在具体事物的层面思考重大问题。在战争日益升级的时候，加藤反感于街头日常生活中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女性不能烫发，学生不能读外文书，标语口号，统一制服，干涉他人私生活，英雄崇拜与“日本人”意识……加藤说：“我不是因为要批判军国主义，才讨厌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我本来就讨厌这些东西，所以才要去批判军国主义。”战后他也保持了同样的态度。例如他听说“越战”中越南有二十五万孩子死伤，不由得义愤填膺。
是从事医学让加藤养成了尊重事实的习惯，还是尊重事实的习惯使他选择了医学，这个问题也许不必追问。或许正因为生命是一次性的，一次性具体事物对于追求永恒的人类来说才是不可取代的;而具体的事物，总有不会被“永恒”（学者们更爱用“普遍”来指称它）抽象穷尽的要素，那些要素才是独特的。加藤关注这些要素，并尝试着用可以解释的方式解释它们。他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与先有了某种立场再评价经验事实具有不同性质。
加藤对崇拜天皇的父亲是这样评价的：“很多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大概是因为不爱自己的邻居，所以才去爱自己的国家。”这个严厉的判断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立场”的视角：假如“立场”与日常生活脱节，那么它再冠冕堂皇也可能是虚假的。
加藤也许代表了战争时期的某一类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保持距离，坚守自己的善恶判断，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以批判性态度对待现实;他们观察失控的国家，依靠直觉评估局势，并不跟主流意识形态唱和，也不以对抗它为己任;他们以知识为业，为知识注入思想含量，但是并不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这类人的社会功能比精神领袖的功能更难理解，不仅因为他们并不引领社会热点问题，而且更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思路狭隘的人认为是逃避现实的书斋知识分子。事实上，逃避现实与作为“局外人”密切关注现实在表象上十分相似，但却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加藤作为后一种人，触及了广泛存在的“普通人精神生活”，他自身始终保持了某种“贵族气”，丝毫没有“英雄精神”与“领袖气概”，然而却以局外人的身份为战后日本思想界增添了一抹特别的色彩，他通过自己的“活法”，向日本社会注入了“普通人如何在精神上开国”的信息。
加藤在“东大”求学期间一直旁听法国文学课程，并广泛阅读以法国文学为主的西欧文学作品。在此期间，他与作家野间宏等人结成文学团体，开始文学创作。战后他以半公费身份赴巴黎留学，学的是医学课程，却把精力大半用于游历欧洲各地的城市和乡村，他把这种以最少的开支最大限度地探访欧洲文化遗迹的方式称为“穷游”。他通过穷游大量欣赏免费的中世纪教堂等建筑，也是音乐厅和歌剧院的常客。他与当地不同领域、不同政治色彩的知识分子交朋友，融入当地的社会精神生活，并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浪漫的一次恋爱。在加藤游历欧洲期间，他为日本带来了一次思想冲击—这期间他开始讨论日本文化的交杂性格，“交杂文化”成为日后思想界的一个关键词。日本文化不具有单纯的同质性，它是不断融合各种外来文化的产物;在经历了战败的日本社会，这个视野堪称是一剂破除日本国粹主义的猛药。不仅如此，加藤还挑战了无条件崇拜西欧特别是法国文化的社会氛围。一九五五年他回国伊始就与竹内好发表对谈，他说，崇拜法国是一种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虚幻感觉，重要的是要了解真实的法国。他就是到了法国之后才了解在日本时的想象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甚至出国前对法国文学的阅读也不准确。
一九五七年，加藤与历史学泰斗上原专禄对谈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看法：如果只是去巴黎的大学留学，那么不去法国留在日本学习也未必有多大差别。应该去巴黎留学，而不是去巴黎大学留学。换言之，留学是为了在精神上深入欧洲社会，而不是为了学习知识。
上原曾经在二十年代留学欧洲并在德国中世史研究方面做出令德国本土史学家改变论述的成果。战后，他不再考证德国中世纪历史，转而推动日本史学的建设。他对战后日本史学最大的批评，在于史学研究游离于社会生活，不具备社会基础。他在对谈中指出：欧洲的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学者，深深浸淫于社会历史的现实，他们的学术有着社会根基;而日本的史学并没有获得支撑它的社会基础。在此情况下，日本史学家与德国或英国史学家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研究，是不会有意义的。对于加藤提出的“留学巴黎”，上原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进一步追问道：为什么不是留学开罗或者是德里，而是巴黎？
加藤的回答貌似不太政治正确。他说虽然去开罗或德里也有其他意义，但他说的留学必须去巴黎，是因为去巴黎乃至欧洲才能获得浸透了文化传统的历史感觉，这种感觉依靠学习知识是无法获取的。
上原接受并推进了加藤的看法。他指出，日本的史学其实仅仅是“西方史学”。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很困难，所以“留学巴黎”确实有助于揭示这一弱点。
上原一生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把欧洲的史学相对化。根据小岛洁的研究，上原是通过彻底进入欧洲史学传统实现这个相对化的。加藤并不是史学家，他沉潜欧洲社会文化的游历却引导他把欧洲相对化了。他一生约有三分之一时间生活在西欧和北美，以几种欧洲语言感觉、思考和工作，但是这种经历没有让他成为“假洋鬼子”，却使他获得了客观分析日本、中国乃至东亚的能力;他被日本思想界认可为欧洲文化权威阐释者，秘密也在这里。
不过，或许加藤更重要的思想功能在于《羊之歌》传达出的那种不被任何意识形态回收的“局外人”精神。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思想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加藤在日本战后思想界处于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
准确意识到这一点并把它思想化的，是竹內好。
一九四九年，加藤尚未赴法留学，有日共党员文学家反感于加藤的“洋气”而把他和他的文学同伴称为“小法国人”;这时竹内好先后两次撰文表示了不同意见。
一九四八年竹内好发表《何谓近代》，以激烈的态度抨击了日本的“优等生”文化。而他翌年写作的《一种挑战》和《关于教养主义》，却对他称之为“优等生”的加藤给以热情的肯定：“他认为，为了研究外国文学，自己先要深入进去，成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他断言这就是日本文学的传统。……我认为，这几乎是独创性的。”
竹内好欣赏的也许并不是加藤的这个选择，而是他做这个选择时的彻底性。当加藤断言这种彻底的“外国化”才是日本文学的传统时，竹内好看到了一种因为彻底性而破除了虚假二元对立的革命性。事实上，加藤在赴法留学之前有一个观点，认为如果试图彻底地实现西欧式近代化，走到头就将回到国粹主义。这个观点在游历欧洲期间被他自己放弃，他开始讨论日本文化的交杂性。但是竹内好仍然高度评价加藤这个思路，并断言秀才加藤与钝才自己，虽然前进的方向相反，指向的目标却是相同的。
钝才竹内好，尽管在身体感觉上反感于秀才加藤周一的欧式教养，却敏锐地觉察到加藤的局外人精神在战后思想中的重要功能。一九五八年他为加藤的《政治与文学》所写的书评，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
初期的加藤氏有些炫耀学养的味道，我也曾经对此表示过反感。但是外游之后，他比原来大气了好多倍，教养化为他人格的一部分，不再是那种令人反感的游离于本人的卖弄对象了。我觉得，他恐怕是战后留学西洋唯一成功的例子。
比起我和我周围的同伴，这位著者真的是从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禁忌中得到了解放。我认为他提供了一个范本：如果良识在日本本土化，应该就是这种方式吧。就这一点而言，我确实自愧不如。不过在那些还被意识形态束缚的人看来，加藤的这一特色也许有温吞水之嫌吧。
局外人加藤周一，何曾在大时代里旁观！竹内好捕捉到了一个微妙却重要的思想特征，即加藤周一以与时代保持距离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可能，以真实的生活态度发现世界。《羊之歌》确实是一壶醇厚的“温吞水”，对于仅仅执著于观念性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它具有温和却有效的解毒功能。竹内好慧眼独具，把加藤在《羊之歌》中反复强调的“不是先有批判态度才讨厌，而是先讨厌了才批判”的甄别提升为思想史的重要课题：思想要区别于观念化的意识形态，从生活出发的精神体验将是重新发现世界的最佳入口;只有在这种时刻，思想才有创造性可言。
作者：孙歌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