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及其影响下的世界
在中国，春节对一些年轻人来说，烦恼可能与快乐并存。婚姻、工作收入、生育等诸多话题往往在家庭团聚的时刻被提及，家庭成员之间潜在的观念分歧显现。近期一个网络主播自曝结婚多年，过年时夫妻俩依旧各回各家，这一消息迅速成为网络热搜，引起媒体和网友的广泛讨论。邻国日本，明仁天皇打破既有规则，选择在生前退位，在这一变化的同时，女性无法继承皇位，也无资格参加剑玺等继承之仪等传统依旧维持，相比同为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已于二0一一年修订王位继承规定，实现男女平权。二0一六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在一片惊讶中获胜当选，引发外界对美国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兴起的忧虑。近期由共和党控制的数个州议会通过了更为严格的反堕胎法案，也引发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对立。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合作斗争，可能源自观念的相近或差别，而非亲属关系、利益异同。在两年前刊发于《读书》杂志上的《政治的文化解释》一文中，笔者通过评述史天健教授的著作，展示了文化规范对人的利益偏好、行为习惯的影响。在展示文化规范的影响之余，中国年轻人面对春节的复杂感情、君主立宪国家是否修订王位继承规则、美国选民的态度分化等现象，都提醒我们关注另一关键问题：观念和文化自身的变迁。人的观念如何发生变化，在什么条件下变化？宏观上，文化变迁存在哪些模式和特点？变迁的原因和动力在哪里？
关注文化规范的演变，不能错过美国密歇根大学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教授的作品。英格尔哈特毕生关注全球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因其对政治文化研究的贡献，于二0一一年获得有“政治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斯凯特奖（Johan Skytte Prize）。英格尔哈特笔耕不辍，持续推出新作，二0一八年出版的《文化的演化：变迁中的民众动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Cultural Evolution：People’sMotivations are Changing，and Reshaping the World）可谓集大成之作。在书中，作者采用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演化框架总结和分析复杂多元的现象，著作覆盖了作者研究的诸多议题，如全球文化模式及其演变、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性别和婚姻观念、宗教信仰、战争和和平观念、民主政治。与此同时，作者也更新数据和材料，并对诸如民粹和排外主义的兴起、人工智能的影响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著作采取对读者友好的写作方式，尽量简化数据分析部分，着重介绍理论思路和经验发现。结合作者以往的作品，我将逐一评述这本书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的见解：文化的界定和分类、文化变迁的理论。
文化规范的两个维度
英格尔哈特意识到了以往政治文化研究概念和策略含混不清的问题，因此首先对人作了一个基本假定：人是向往个人自主和选择的，但在此之前，生存问题更为紧迫，满足生存需求具有优先性。接着，英格尔哈特有意识地构建文化类型学。在早期作品中，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文化规范：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t values）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物质主义价值观，顾名思义即关注与生存相关的事务，如经济增长、物价、就业、秩序和稳定;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关注个人选择、自由言论、政治参与、环境保护等超越生存需求的事务。从一九九七年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一书开始，英格尔哈特把权威观纳入进来，从两个维度区分一地的文化特征形态：传统价值观或世俗理性价值观（secular-rational values）、生存价值观或自我表达的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传统价值观之下的人重视宗教，对堕胎和离婚更不宽容，同时有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对权威十分服从;世俗理性价值观则相反，强调世俗化、理性化和科层化。生存价值观类似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则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加广泛。在书中，英格尔哈特强调自我表达价值观除了包括自我独立和选择外，还有对其他外来群体的宽容、重视环境保护、对多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容忍以及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参与等内容。
英格尔哈特的文化规范类型学从两个层面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进展。理论上，经济社会现代化会带来人的价值观的两个层面的改变：工业化使得以宗教为基础的传统价值观被世俗理性价值观替代，权威建立的基础从韦伯所言的“传统型”向“法理型”转变，理性精神上扬，但这并不一定导致权威的受限;而后工业化时代，尤其是服务经济的崛起则会推动“自我表达的价值观”的兴起，人们从对权威的需求中解放出来，更加重视个人独立和自我实现。英格尔哈特认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家只看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迁，而没有注意到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所引发的文化新变迁。在文化规范的两个维度中，英格尔哈特更为重视自我表达的价值观，他认为从重视生存到重视自我表达体现了真正的人类发展，是文化变迁的标志。经验研究上，英格尔哈特将事前确定的类型学应用到问卷调查中。在世界价值观（WVS）调查中，他有意识地设计了与之相关的问题，用来测量和区分民众心中的文化规范。通过分析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调查数据，作者以文化规范的两个维度为基础，绘制了全球文化地图，直观展现各国的文化状况。与此同时，多轮次的调查数据也进一步展示了各国文化的动态演变，为检验其文化变迁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概念和类型的清晰避免了“事后诸葛亮”，使得跨国跨时间的比较和分析更具说服力。
在英格尔哈特的文化类型学中，传统价值观和世俗理性价值观沿着权威的产生这一主线展开，关涉个人与他人、集体的关系;而生存价值观和自我表达价值观则聚焦人自身的生活意义，主题在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定义和规划。从学理逻辑的角度看，两者的区分是清晰的，但在实际的经验测量上，作者的做法却值得商榷。在权威观的类型学中，传统和世俗价值观的类型划分有着很强的韦伯印记。不过韦伯的类型学目的在于分析被支配者为何接受支配者的统治，聚焦政治正当性，而在英格尔哈特的作品中，权威观的政治色彩几乎消失，测量传统型权威观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宗教的重要性和影响。传统权威观只能依靠宗教来实现无法轻易说服读者，韦伯笔下，传统型支配的典型例子是“家父长制”，权威源自家庭伦理而非宗教。进一步，将儒家思想视为宗教也颇具争议。走向世俗理性的过程中，英格尔哈特跟随巴林顿·摩尔的脚步，强调其中会出现不同的现代性表现方式，只有进一步，当现代化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时，自我表达的价值将人从权威中解放出来，才推动了文化的实质变迁。这带来两个问题：首先，按照作者的论点，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既有关个人的生活意义，又因消解了权威而涉及人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那么文化的两个维度不再是并立关系，而更像是前后连续的关系。进一步，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强调个人选择和自主，是否就会导致權威的消解？在论述问，从私领域的追求个人自主和选择过渡到公共领域权威的消解，作者的惊人一跃无论从学理还是经验上都遭遇到挑战。在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普遍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国家权威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广泛干预的福利国家。个人自主和国家权威在这些地区并非此消彼长，而更多的是相互助益、共同成长。萨默斯（Margaret Somers）批评作者的观点消解了政治本身的特性，将之视为私人生活的副产品。无视政治特殊性的观点也影响了作者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如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的产物，而非人类自诞生起就存在的现象，作者将之与传统价值观相等同是一种误读。
演化的现代化理论
英格尔哈特对自我表达的价值观的重视源自他对文化的理解，文化被定义为“人类为了适应外在的环境获得生存而发展出来的一套规范和技能”。在英格尔哈特看来，经济状况和生存压力决定人的价值观以及整体的文化变迁。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人类都处在生存竞争的状况下，在资源稀缺、生存艰难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强调群体之内的团结，排斥外来者，同时服从群体规范和强人领导。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物质生活丰裕后，生存危机感会逐步消失，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独立，容忍多元思想和生活方式，文化变迁出现。经济社会现代化如何对人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在二00五年推出的《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Democracy）一书中，英格尔哈特详细阐述了其中的机制：首先，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的出现增加了人的物质资源，使人获得生存安全感;其次，教育和大众沟通方式的出现增加了人的智力资源，有利于人的认知解放;最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多元化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有利于其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总的来看，经济社会现代化减少了人的外在约束，增加了人的选择空间，从而使人更加自主和独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会带来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后工业化社会中人的权威观基本不再改变，文化变迁从另一个维度展开，生存价值转为自我表达的价值观。而当经济情况恶化，生存压力增大时，传统和生存价值观会再次占据主导，人们倾向于团结在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之下，反对外来人，作者将这种倾向称为“威权反弹”（Authoritarian Reflex）。承接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物质经济生活的基础和决定性影响，英格尔哈特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反对线性的现代化过程，他认为现代化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后现代化现象可能会出现。同时，当人的物质生活境遇不佳时，现代化进程也可能逆转。总之，生存如此重要，决定着人类的文化形态和演变，“演化的现代化理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文化变迁的理解。
除此之外，英格尔哈特也追随阿尔蒙德和维巴，重视社会化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具体而言，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由其成年前的成长环境所塑造，而成年后文化价值观存在黏性，会长期稳固下来，难以改变。文化的变迁因而只能通过代际更替来实现。与社会化相对的是生命周期解释，即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偏好，年轻时冲劲十足，强调个性和自主，年龄增长后会逐渐变得温和乃至回归传统。在这样的循环下，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会保持稳定、难以改变。在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化影响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个假说：稀缺假说（scarcity hypothesis）和社会化假说（socialization hypothesis）。稀缺假说强调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改善使得民众更加偏好世俗理性以及自我表达的价值观，而社会化假说则主张民众的价值观由其成年前的经历塑造形成，并在之后固化下来。两者结合起来即是作者文化变迁理论的全貌：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时，出生和成长在物质丰裕条件下的新一代价值观开始改变，并在成年后固化下来，当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长期持续，代际更替会引发社会整体的文化变迁。
英格尔哈特利用从一九八一到二0一四年以来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假说进行检验。从横向的角度，全球文化地图直观地显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无一例外均走向既世俗理性又自我表达的状态。计算偏好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民众比例直观地展现了这点，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巴基斯坦，两者比例是55：1，俄罗斯是28：1，偏好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民众远远多于后者;而在经济发达的美国，这一比例是1：2，瑞典则是1：5，情况正好相反。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西欧和苏东国家的鲜明对比进一步佐证了作者的理论。“二战”后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阴影消除，西欧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逐渐建立福利国家，民众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生存压力的逐步消失引发了民众价值观的变迁，即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一九七0到二00九年之间的调查数据显示，西欧六国中偏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民众比重越来越高，最新的数据中，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0%。进一步，作者发现偏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民众随着年龄的增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变，这证实了作者的社会化解释，而排除了生命周期解释。与西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东国家，经历政治经济剧变后的苏东国家虽然建立了代议制民主体制，但因为经济状况恶化和民众收入倒退，民众的整体价值观回归物质主义价值观。苏东国家内部也有差别，经济转型表现相对较好、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变化没有出现巨大滑坡，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人比例缓步上升。相比，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转型中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民众便开始更关注生存价值观，同时拥抱传统，宗教复苏。二000年后的俄罗斯经济逐步恢复和稳定，持自我表达的价值观的年轻人比例随之增加。英格尔哈特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文化差异也会出现。生活在经济更发达的大城市的民众会比生活在内陆农村的民众更为包容、更强调个人独立和自主，这种状况在中国也有较明显的表现。
在物质条件的保障下，文化的变迁尤其是自我表达的价值观的崛起也会带来显著的政治社会后果。个人方面，民众在诸多议题的偏好和态度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宗教的影响逐步衰弱，好斗喜战的激情也在下降，个人开始更追求自我实现，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得以提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方面，个人对于多元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包容度增加，并开始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由此引发对权利保障、平等和回应性政府的需求，并推动大众参与型民主的建立和维系。英格尔哈特认为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推动民主制度从简单的选举型政体向大众回应型政体转变，催生出真正的民主，因而比制度设计和精英决策更为重要。
英格尔哈特试图用自己的文化变迁理论解释欧美国家新近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排外现象，以及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的变化。与之前的逻辑相同，作者将民粹和排外主义归结为经济状况的产物。欧美近二三十年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生产外流导致工人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善，贫富差距日益增加。生存安全的逐步丧失因而改变了民众的价值偏好，引发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作者预测，人工智能的普及将进一步冲击制造业，不仅工人，白领阶层也可能在新技术的冲击下丢掉工作，最终社会可能1%的人是富人，而剩下99%都是穷人，极端的贫富分化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与近一个世纪前的经济大萧条相比，作者认为当今的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并非客观上经济稀缺的产物，而是心理不安的结果。论述至此，作者悄然把经济物质状况从客观状况变化为主观感知，在讨论文化变遷的一般理论时强调生存的客观状况，并在经验验证时用人均GDP等指标来测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到分析新近出现的民粹和排外主义时，作者又开始强调生存的主观感知。很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客观状况和主观感知也不能等同。民众从关心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到更重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本身就意味着观念和偏好的变化，前后不一致无疑会削弱作者解释的说服力。同时，经济基础决定论使作者忽略了民粹和排外主义产生的其他原因，如移民在欧洲成为重要问题，可能源自移民所带来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认同的冲击，而民粹主义更是与代议制民主本身的运行机制和效果密切相关。
文化趋同和差异
演化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状况对文化价值观的决定性影响，在经济逐步增长、从落后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全球各地的文化会趋同变化，即从传统价值观走向世俗理性价值观，从生存价值观走向自我表達的价值观。虽然英格尔哈特强调这种影响关系是概率性的，而非决定性铁律，但在经验证据中，作者反复展现各地文化变迁的规律性。在政策建议部分，作者乃至建议发达国家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因为这会带来文化和价值观的相近，减少可能的“文明冲突”。然而在著作的另一些地方，作者笔锋一转，又强调文化传统具有相当强的延续性，依旧影响全球各地的政治经济现象。现代化逻辑和文化传统论，在他看来，并行不悖。经济社会发展的确推动文化朝着一个可预测的统一方向变化，但文化变迁又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不同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之下的社会依旧存在着显著差异。将文化传统因素加入全球文化地图，英格尔哈特发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全球各文化圈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显著缩小。
英格尔哈特的折中主义，既强调趋同性，又保持差异性，带来了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在各地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作者着墨甚少，他跟随亨廷顿，将宗教视为文化传统的核心要素，但在经验分析中，他又未能完全坚持这一点。在对全球各国进行的文化圈分类中，英格尔哈特既用了地域因素（如南亚、拉丁美洲、波罗的海国家），又用了宗教因素（如新教的欧洲、儒家传统、非洲伊斯兰国家、东正教），还有语言因素（如英语国家）。进一步，存在多元文化传统的国家未能仔细讨论，如俄罗斯既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又受东正教影响，作者的归类缺乏说明，乃至前后不一致。最后，现代化逻辑和文化传统并行的观点也与作者自己的演化的现代化理论相冲突。在演化的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逻辑和文化传统是替代关系，正是因为现代化过程冲击了旧有的文化传统才引发了文化的变迁，如从传统价值观走向世俗理性价值观。从具体的机制来看，作者提出的两个假说——稀缺假说和社会化假说也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稀缺假说强调物质生活的改善对人的价值观的决定性影响，这引发的推论是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变可以随时随地改变人的价值偏好，无论人处在什么样的年纪，处在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之中。社会化假说则提醒我们价值观本身具有自主性，一旦形成就会固化下来，难以改变，这也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原因。社会化假说更为重视的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交往，而非经济条件和物质生活。
英格尔哈特在书中指出，解释社会现象往往有理性选择和文化范式两种路径。理性选择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人的利益计算和考量决定其偏好和行为。在文化变迁的问题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经济理性的，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由对生存的理性考量所决定。而另一方面，作者又引用心理学的研究，强调人的行为有很强的无意识成分，惯性、习惯和冲动都可能影响乃至决定人的行为。拥有意识和感情乃至能让人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有利于人的合作和社会的发展。总的来看，英格尔哈特既想解释文化的变迁，又试图强调文化的延续，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一般文化理论，其努力固然值得称道，但其中的巨大张力也不得不察。探讨文化的稳定和变迁，两者不可兼得，研究者需要做出一番权衡舍。
（Ronald Inglehart，Cultural Evolution：People’s Motivations Are Changing，and Reshaping the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作者：胡鹏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