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掘权利：重述古罗马史
发生在罗马共和末期的那场喀提林阴谋，至今仍是个谜。
阴谋本身的情节倒不复杂。公元前六三年，喀提林（Catilina）竞选次年的执政官失败，便企图推倒重来，以一场动乱取消一切债务——就像今天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样，古罗马的执政官选举也非常烧钱，而喀提林至此已连续四年落选。债台高筑的喀提林与一位破产的百夫长曼利乌斯（Manlius）勾结起来，打算里应外合，夺取政权。
但是，当年的执政官西塞罗把一名妓女安插在阴谋集团内部作为“眼线”，对叛乱者的计划了如指掌。刺杀西塞罗失败后，喀提林率部分党羽离开罗马，到达曼利乌斯的军营，这无疑证实西塞罗对他的叛乱指控。
巧合的是，就在此时，山外高卢的阿罗卜若格斯人（Allobroges）派使节来罗马请愿，控告当地罗马统治者的压榨。阴谋者觉得可以利用这些人的反罗马情绪，就拉他们入伙。使节们一开始满口答应，但权衡利弊后便把事情报告给西塞罗。西塞罗让他们将计就计。
留在城内的阴谋者勒恩图路斯（Lentulus）请使节们转交一封给喀提林的信，要求喀提林把奴隶编入队伍。西塞罗派人截获这封信，从而掌握确凿的证据，经过元老院辩论后以叛国罪处死留在城内的五名参与阴谋的元老。随后，喀提林的军队战败，喀提林本人战死。喀提林阴谋以西塞罗完胜告终。
但是，围绕喀提林阴谋展开的力量角逐却始终未浮出水面。喀提林在罗马兴风作浪的时候，正是庞培率军在东方作战的那几年，克拉苏则是此时罗马城中的实权人物。克拉苏担心庞培结束东方的战事回来后，会拥兵自重，故不能不有所防备。
西塞罗与庞培一派。那么，喀提林背后的人会是克拉苏吗？在阴谋中，有人曾承认奉克拉苏之命给喀提林送信，但元老院立即否定这个指控。在元老院辩论中为喀提林说情的恺撒，据说也与这场阴谋有关。元老院为何一方面支持西塞罗处死阴谋者，另一方面又极力撇清克拉苏和恺撒与阴谋的关系？
后来，克拉苏、庞培、恺撒三人结成的同盟使共和名存实亡;克拉苏阵亡于帕提亚战争后，庞培和恺撒把共和国拖入内战;最终，获胜的恺撒成为罗马唯一的主宰。喀提林阴谋与共和末期的命运息息相关，虽然阴谋被西塞罗铁腕镇压，但共和并未能维系多久。阴谋背后的力量并没有散去。这些力量究竟如何作用于这场阴谋，这场阴谋与共和的覆灭到底有什么关系，一直是罗马史上的未解之谜。
后世了解“喀提林阴谋”，主要依据撒路斯特（Sallustius）以此为题的一部“纪事”。撒路斯特把这场阴谋放在罗馬德性败坏的大背景中：自毁灭迦太基以来，贪婪和野心充斥罗马，真正的罗马德性，刻苦、节制、公正、团结等，销声匿迹。喀提林本人正是这种败坏氛围的产物。撒路斯特试图解开喀提林阴谋这个谜，谜底或许就是共和末期乱象的答案。他把这个谜摆在我们面前，引发一代代人思考共和存亡之道。
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最新的大作《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下引此书只注中文版页码），以重新讲述这场阴谋开篇。这位剑桥大学的古典学教授，据说是“英国最热知识分子”。古典学是门冷僻的学问，但这位教授不仅著作畅销，还频繁出现在BBC电视纪录片的镜头里。此书英文第一版发行于二0一五年十一月，不到三年便有了中译本。
比尔德对喀提林阴谋的重述与撒路斯特的版本大异其趣。她的兴趣不在于德性或谜底，而在于发掘“故事的另一面”。比尔德对喀提林抱有更多同情，把他描述为因竞选而破产的落魄贵族。她极力淡化古代史书的影响，并借助考古学、钱币学的成果带我们去看“故事的另一面”：喀提林的动乱并非源自道德缺陷，而与当时铸币数量的大幅下降有关。现金短缺不只影响到喀提林一人，也影响到罗马的下层民众和穷人，这也是喀提林能召集到一批亡命之徒的原因所在。
我们在全书各处都能看到这类解释。比尔德抛开传统的政治叙事，从人类学的视角，展示出罗马下层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从容地运用现代实证史学的成果，娓娓道来，把罗马史中从前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发掘出来，使原本枯燥的罗马史妙趣横生，牢牢吸引住读者的眼球。她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也往往出人意料，发前人所未发。不过，这“另一面”到底新在何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此，软肋也在于此。
比尔德称，她写作本书的动力之一是下述疑惑：“意大利中部那个毫不起眼的小村落是如何成为三大洲大片土地上如此强大的统治者的？”（5页）无独有偶，波利比乌斯（Polybios）在《罗马兴志》中也提出过这个问题。
波利比乌斯看到，“罗马征服几乎整个世界”只用了五十三年，他把“混合政制”视为罗马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尔德承认波利比乌斯的这个分析“堪称睿智”，但她指出“不同利益间的平衡显然不像波利比乌斯描绘的那样不偏不倚”，因为“穷人永远无法登上罗马政治的顶峰”（188页）。似乎穷人掌权才是最好的混合政制，难怪比尔德会完全忽略波利比乌斯笔下罗马成功的重要因素：混合政制孕育的德性。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的迅速崛起更应归功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的优秀德性引领整个罗马的道德风尚，使罗马最终征服整个世界。
那么，在比尔德看来，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落”到底如何崛起？
由于缺乏考古资料，李维笔下为罗马奠定宗教、制度基础的古代先王，在比尔德看来只不过是“酋长或头人”，而传统上的“王政时期”，只不过是“酋长时期”（91页）。罗马的扩大不过是历史的自然发展;从王政时期到共和初期的制度建立和初步崛起，不过是后世史家的构建。这么一来，从政治角度思考罗马的崛起，便成了个伪命题。
与处理王政时期一样，比尔德也几乎把帝制时期一笔抹杀。吉本把从图密善之死到康茂德登基之前的那段时间称为“世界历史上人类状况最为幸福和繁荣的时期”，后世一般称之为“贤帝”时期（406-407页）。但比尔德显然不认为皇帝有好坏之分。更确切地说，她完全不认为在帝制时期，“统治者的性格会对国内外的统治基本模式产生重要影响”（411页）。也就是说，统治罗马帝国的是一群“不负责任、暴虐和疯狂的”皇帝，但这并不影响帝制的稳定结构。
帝制时期唯一值得称道的事，便是卡拉卡拉皇帝把完整的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内的每一位自由居民。比尔德的史书止笔于此，她把这视为罗马第一个千年（自建城以来至二一二年）的历史顶峰（5-6、535-536页）。比尔德制造出这么一种印象：普遍的公民权是罗马第一个千年历程的目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本书名为“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但比尔德显然把更多笔墨放在“罗马人民”（“SPQR”中的“PQR”）身上。在枯燥的罗马史中努力发掘平民权利这一面，正是此书最大的新颖之处。但这种新颖，以牺牲历史的真相和教训为代价。在比尔德的讲述中，罗马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而是每个普通人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历史。然而，撇开政治史，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罗马。
此外，与古代史书相反，比尔德的这本书没有教育意图，反而有意淡化德性。古代史家的文字却总会尽力把读者引向那类高贵卓绝之人的言辞和行为：以史为鉴，可以明智;以人为鉴，可以明德。本书中文版的严肃读者或许会想，中国是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人该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完全抛开历史留下的成败教训，把追求个人权利作为历史的目的？抑或通过学习历史来砥砺眼力和品格？历史教育对人的影响很深，中国学人如果重写历史，或许不该忘记著名历史哲学家沃格林的名言：“对人类品格的最大侮辱是取消让优秀的品质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的机会。”
作者：张培均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