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君璧的归国日记
方君璧是現代中国知名的女艺术家。她十四岁留学法国，二十二岁考入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是该校录取的第一位中国女学生。一九二四年她的《吹笛女》和《H小姐的肖像》两幅油画入选巴黎春季沙龙，是中国女性作品的第一次入选，被当时巴黎报纸誉为“东方杰出女画家”。同时在巴黎求学的雕塑家、诗人李金发在一九四二年的文章中认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灿若星辰的留法艺术家中，“最有成就的是方君璧及徐悲鸿”。方君璧一九三0年回国后，在广州同岭南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研习绘事，开始试用中国纸笔色墨作画，毕生探索以西洋技法融入中国意境的方法，良有创获。一九三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方君璧画集》，蔡元培作序，称赞她：既以欧洲工具与笔法，写本国风景与人物，又借欧洲写实之手腕，达中国抽象之气韵，“一种尝试，显已成功，锲而不舍，前途斐然”。
方君璧一八九八年出生在福建省侯官县一个开明的绅商家庭，家族中的子弟青年时代多被送往日本留学，其中有六人参加了同盟会。她的胞兄方声洞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生活在分裂动荡的二十世纪，方君璧的一生也饱经忧患流离与生死考验。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她亲历河内枪杀案，丈夫曾仲鸣毙命，她自己身中三枪，死里逃生。而在事发前的两年中，她似乎已对命运有了预感，屡次在噩梦中目睹曾仲鸣遭遇暗杀。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一日，客居法国的方君璧在日记中依然伤心地写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是我一生最伤心的日子。……若是没有三个小小孩子，那时需要一个母亲教养他们，我相信我一定也跟他一起去了。”但是她活了下来，并与历史一同前行，走过曲折蜿蜒的道路，最终目睹了梦想的实现，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一九四九年九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方君璧和许多有国民党背景的人一样，对新政权抱持犹疑、观望的态度，只身偕三个小孩重返法国。临行前，她在香港与李石曾、顾孟余等旧日师友辞行，面对历史变局与未知的国运，大家都有些惆怅，她亦暗自感慨，“真走了，要几时才回来呢”。在巴黎，她遭遇了事业上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就是欧洲艺术潮流的转向。战后的西方艺术界，抽象主义大行其道，不但她自己的画，连当年巴黎高等美院那些炙手可热的老师们的画，也都“过时”了。一些博物馆和画廊的负责人表示喜欢她的画，但不愿为她开设展览。而对于那些正在展出的作品，方君璧也不以为然，在日记中说：“我一点不懂，心中很烦闷，觉得如果这样的可叫作画，那把从前几千年的画理都打倒了，也不用线条，也不用光影……所谓诗、韵、神、妙，都是落伍者的言论了，何必再用功画呢！”
她本想在巴黎以卖画为生，结果并不容易。国内的亲友又不断写信来求助，她在日记中说：“他们说没有饭吃，我们在此地举目无亲，将来如何，亦不能知。……有三个小孩，如何养大呢？七嫂等要我寄钱，我去叫谁寄钱呢。”这大概是她生平第一次为生计担忧。国内的家产已悉被没收。而当一九五。年五月，她从朋友处得知“中国情形很好”时，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如果做得好，即使我们破产，也应该的，也甘心的。”
在困难面前，她坚持了自己的审美取向与标准，不懈地寻求自我发展，虽未大受欢迎，仍以其宁静、优美和富于诗意的东方气息，赢得了一些西方人的喜爱。一九五0年她在巴黎和伦敦分别举办了个人画展，一九五一年又在巴黎贡底画廊（Galerie de Conti）举办了个展。其后，她的油画《钱塘江》被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e National d’Art Moderne de Paris）购藏，作于淞沪会战时的国画《不食嗟来食》被巴黎赛努奇博物馆（Musee Cernuschi）购藏。一九五七年，方君璧移居美国。整个五六十年代，她在香港、东京、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台北、华盛顿、波士顿、普林斯顿、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等许多地方举办过个人画展，作品广为海外美术馆收藏。
而这些年中，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土，寻找着回国的机会。但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这一愿望很难实现。直到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外交隔绝状态，方君璧才跟随“旅美华侨回国观光团”，回到阔别二十三年的祖国。她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普通人的精神面貌所深深感动，用一百余幅作品记录了这个时代，在古稀之年达到了人生的又一个艺术高峰。一九七八年十月，方君璧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作为首位海外华人在新中国举办的画展，她在耄耋之年走完了精神上的回归之路。
如今在瑞士日内瓦方君璧的后人家中，完好保存着十几本方君璧的日记，包括一九二七、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一九四二、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一九七六等年份。在这些纸页上，留驻着她留法学生时代的青春岁月、抗战的烽火、历史转折关头的彷徨，以及毕生求索的痕迹。其中一九七二年九月至一九七三年十月的日记最为完整，几乎逐日记录着她首次回国的游历、见闻与作画心得，反映了一个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生活的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所思所感。不仅是研究方君璧个人艺术生涯的重要资料，也呈现出一位历经风雨的世纪老人眼中的新中国图景，具有深沉感人的历史内涵。
“华侨回国观光团”是新中国侨务外交战略的一项实践，五十年代初主要针对东南亚华侨，旨在增强他们对新中国的认同与支持。方君璧参加的“旅美华侨回国观光团”，是第一批美国华人的观光团，回国参加一九七二年的国庆活动。十月六日晚上，他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方君璧还记得第一次见周恩来，是一九二五年在黄埔军校听他演讲，“讲得极好，十分动人”。这次接见给方君璧留下了极温暖的感受。她后来回忆说：总理“风度很好，对人很亲切，眼光奕奕有神”。他一看到方君璧就说：“啊，好久不见了！你现在还画画吗？”她说：“还画啊，希望这一次回国能在国内多画一些，但不知道我的签证是否可以延长。”总理说：“这个没有问题吧。”接着他们讨论了对于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看法。总理又给大家讲解了国家的大政方针，直谈到午夜两点仍精神奕奕，毫无倦容。方君璧说：“我们大家都为之感动，我心中则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谢谢他，还劝他要多多的为国家保重身体……谁知那时他已开始生病，仅有三年就与我们永别了，这是多么可痛的！”
后来方君璧的签证延长了三次，共历时一年零一个月。她游历了许多名胜古迹，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密云水库等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还有一些典型的社会主义工厂、公社、学校、幼儿园等，常常感到心潮澎湃。她说：“所到的地方，愈看愈好，愈参观愈钦佩，见国家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为国家努力，这种情况，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看了真令人感动。”这是她此次回国的总体印象。
只有了解方君璧的心志抱负与往昔的生活经验，才能理解她发自内心的感动与钦佩。刚到中国时，她也听到国内一些亲友讲述“文革”中的悲惨故事，心情十分沉重。然而当她去上海外滩游览，“见黄浦江边所有船只全是挂中国旗，没有一艘外国的”，又觉得“真是开心”。遥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抗日战争淞沪会战失败，她由牯岭撤往香港，日记中说：“晨过吴淞口，真是可怜，一片焦土。比焦土可怜的是问问破房子，似向人诉哭……还有一江上的日本船只，沿途不见一个中国旗，真可气死人。”抚今追昔，她感到新中国确实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一九七二年冬天，她参观了著名的北京国棉三厂。第二年春天，又参观了东北旺人民公社。感到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确实比过去幸福多了。方君璧的亲友在国民党中都属于“左派”，在抗战前曾试行过许多改善劳工待遇的措施，包括打破码头工人收入工人取二成、包工头取八成的旧制，革除包工头做寿生子嫁娶，工人须送礼的陋习，兴办农工教育，废除苛捐杂税，等等，但无一取得成功。一九七三年夏天，她参观北京双王大队后，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位农民代表所讲的，在旧社会父母卖女儿还债、自己沦为叫花子的故事，很理解他心中的仇恨。她还记得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她坐于汽车中，路边叫花子围着车窗乞讨的情景。当时六岁的孩子问她，爸爸的汽车是谁买的？她说，是中政会。孩子说，若能使中政会门口的叫花子个个有车坐，他们必定很高兴。孩子的话让她羞愧万分。正是这些历史记忆，让她对新中国产生了由衷的认同。
而更加让方君璧感动的，是那些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及整个社会的朴素氛围。她参观了北京工艺工厂后，在日记中写道：那些工人“个个都是艺术家，而终生埋没无闻，毫无怨意，使我见到，自觉得很惭愧。我们都是虚荣心太重了，即不为利，尚有一些为名吧”。她也很喜欢那些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如电影《红旗渠》《沙石峪》，京剧《红色娘子军》等，特别是描述国共内战初期，华东战场上人民解放军运用毛泽东“运动战”思想，消灭国民党强敌的电影《南征北战》，还有革命现代舞剧《草原儿女》《沂蒙颂》，在日记中感叹：“实在太好了”，“都好极了”。她看过现代京剧《红灯记》后，在日记中说：“演得十分动人，我为之泪下。人生这样才真有意义。想起从前兄姊等做革命，也是这样呵。”
一九七三年三月，是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十周年纪念，方君璧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小册子之后写道：“使我热血沸腾，发了烧一样，真恨这样年老，不能亦随时尽力，为人类牺牲，为人民服务。”在北京，她换上了蓝卡其布的解放装。在返美途中经过广州，选择住集体四人间，而谢绝了二十元一晚的单人房。她在日记中说：“我想我亦当锻炼锻炼。”其时，她已七十五岁高龄。
在今天崇尚个人自由与个体价值的人们看来，中国革命长期宣传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观念，压抑了个性与个人的创造力，但是对于曾在旧中国殖民政权下生活、亲历过衰弱民族之屈辱的方君璧，最能打动她的，就是将国家、人民福祉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家国之情、赤子之心。方君璧的胞姊方君瑛是同盟会元老，为人正直、热诚、刚毅、沉着，深得孙中山、朱执信等革命领袖的敬重。她的胞兄方声洞是一多血多泪的烈性青年，怀抱炽热的民族情感。一九一一年春革命党人策划广州起义，方君瑛力劝方声洞留在后方，代他们抱必死之心的儿女尽侍奉老父之责。方声洞不肯，说：“满清未除，我还管得了家么！”后来起义失败，演变成三月廿九日草木含悲、风云变色的大牺牲，方声洞也在是役中阵亡。方君璧就成长在这样的革命党人中间，终生受着他们踔厉敢死、为国合家的精神影响，心中永远有一超越自我的家国理想，因此她能由衷地肯定新中国的历史成就，会为《红灯记》落泪，会受到雷锋精神的鼓舞。这是她的成长经历与所处的时代环境造成的。
方君璧每到一地，最重要的工作是写生。新的景物，新的生活，让她每天都处在兴奋和强烈的绘画渴望中。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是明清两代的太庙与社稷坛，遍植古柏，参天蔽日。中山公园更有七棵辽代兴国寺的大柏树，已逾千年，苍古遒劲，美不可言。方君璧在没有参观安排的日子里，常在此流连作画，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她在日记中说：“人生无几，我愈来愈想画了。”这次回国，她共画了一百二十多幅画，早年空灵、忧郁的东方气韵，被质朴、明朗、欣欣向荣的现实生活所取代。
方君璧擅长人物画像，很能传達出人物的内在精神。一九四三年她在北平为齐白石画像，两小时完成。齐白石看罢拈髯微笑，说：“你倒有一些本领。”即叫夫人把长衫拿来，说“我请方先生吃面去”。这在齐白石已是隆重的礼遇。然而在民国时期，亦有人批评过方君璧的画缺乏力度与热度，离民众太远，好像画的对象除了小姐、老人、案上清供，就再难找到别的了。在肖像画中，她最满意的几幅，画的都是女工和老工人，尤其是福州工艺脱胎厂的磨漆老师傅像，画出了他的精神状态，很神气。
方君璧久居海外，对于新中国美术的发展与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不甚了解。回国后看到许多国画的鸿篇巨制，深受震撼，在日记中说：“中国的艺术也有新面貌了，我画不来这样大魄力的画呢。”受到内心豪迈情感的激发，她也开始构思一些更大幅的作品。一九七三年初夏，她在北京动物园画了许多速写：熊猫、狮、虎、鹤，睡在树下的工人，风中拂动的柳条，举着冰棍的小孩，心想如能用心画成大画，必是好画。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中共“十大”召开，她想画群众游行欢庆的队伍与多面红旗，但那种声势浩大的行进场面，她从未画过，不由得感慨自己“画力”太差，而惭愧不已。
作为一个画家，方君璧毕生的追求是将目光所遇的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内心对于美的感受，用画笔传达出来。她最爱画花，而常困惑于“花光”难写，花的“风神”难写，高度要求艺术对于美的表达与再现能力，这使她的作品往往具有明丽、典雅的风格，体现出理想性与写实性的自然融合。一九三八年她在武汉时，遇到连日大雪，天寒地冻，而屋中一盆垂丝海棠开放得娇艳无比，她不禁感动，在日记中说：想不到外面那样冷酷的天气，这花竟似“一贵家小姐，不知道世界事一样”。这也是她的画给人的印象。她笔下那些诞生在残酷岁月中的白梅、海棠、水仙，也好像不知道她本人的痛苦，不知道世界上有战争、暗杀、生离死别、尔虞我诈一样，净洁脱俗，兀自开落，在时光的流轉中，散发着宁静的美丽。一九七二年冬在北京，一位大夫称赞她的画“美化了人生”，她十分高兴，在日记中说：“我时时以为我是毫无用处，如能美化了人生，岂不有用。”这使人想到蔡元培在民国初年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其理想境界在于以艺术陶养情感，使心灵在艺术欣赏中得到净化而日趋高尚，以摒除自私自利的算计，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心。作为民初留法教育运动培养的第一批艺术家，方君璧可谓自觉实践着这一理想。
一九七三年九月的一个晚上，月光如水，方君璧散步来到故宫前，见月影倒映水中，与柳丝城楼相映，庄严静穆，一种思古之情油然而生。这一年的国庆节，她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灯火辉煌，群众欢庆的景象，感到古老的中国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十月十九日，她去中国美术馆观看了“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和“户县农民画展览”，觉得农民画最好。当天，她给周恩来、毛泽东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心中的仰慕”。第二天，她怀着极度不合的心情，踏上了返美的旅程。
方君璧：《国庆》，一九七三年。纸本水墨设色，137cm×69cm（一九七八年方君璧家属捐赠中国美术馆）
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中，她又四次回国，足迹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留下了大量的写生作品。正如她的次子曾仲鲁先生在二0一五年北京“方君璧回顾展”序言中所说：“从油画到国画，从巴黎到北京，她曾走得很远，然后，一辈子仿佛都在走着回归的路程。她在中国最后的一天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方声洞儿子方贤旭的陪同下，到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七十周年大祭。就像一九一二年随君瑛、曾醒、仲鸣去法国前夕时一样。她的起点又成为她的终点，数十年的回归终于到达了目的。”方君璧在后半生独自求索的岁月中，曾有过许多孤独、迷茫的时刻，但她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一步步超越从前的境界，这一促使她不断成长的动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作者：李志毓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