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权贵为何偏爱如意
“如意”最早是指一种兵器，这赋予“如意”以辟邪祛魔的内涵。古代大臣所用的朝笏以及贵族常用的“搔杖”也具有兵器“如意”的器型。
“如意”作为器物之名，出于印度梵语阿那律之义，另一个说法是人们用一种顶端呈手指形的工具搔挠身上双手伸不到的痒处，既方便又解痒，让人称心如意，于是器物的“如意”之名就传扬开了。随着社会发展，经过设计改进后的如意，逐渐成为一种礼仪工艺品，在我国古代被赋予很多美好寓意，视为吉祥之物，材质多种多样，设计五彩纷呈。《清朝野史大观》中说：“如意，物名也，唐宋前已有之。”其实，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很流行了，而其最盛时期则是清代。
清代如意盛行跟皇室偏爱有关。自康熙朝开始，如意就成为皇族喜爱之物，宫殿内常常可见。清代如意的样式“长不过一二尺，其端多作芝形、云形”。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举行册立皇后、妃嫔仪式，被册之人谒见皇帝、皇太后时，必定呈递如意作为贽见礼，而回赐之物也是如意，相当于双方交换了“如意”，互致祝福，氛围和谐美好。
清朝直到末代皇帝，宫里每逢重大活動，几乎都会用上如意，以讨吉兆。如皇帝向太后进献如意，皇帝选后妃时赐如意，太后赐如意给皇帝、妃嫔们等。清代人喜爱如意的原因，不再是它可以挠痒、可以记事、可以作为一种兵器，而是“仅因其名词吉祥，作为供玩矣”，以祈求生活顺心吉祥。
上行下效，清代官宦富家也都追捧如意。皇家有重大庆典，比如皇帝、太后做寿，逢年过节等，大臣贵戚们都要向皇帝、太后进献如意。清代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光绪（朝）甲午以前，每年遇内廷庆典，二品以上大员，照例各进三镶玉如意一支。”于是，清代上层社会对如意的搜罗求奇，不遗余力，这导致用来制作如意的玉器珠宝价格暴涨，“京师东西珠宝市之价，遂较寻常倍蓰（xi，五倍）矣”。
翁同稣的继子翁曾翰（1837-1878）在《翁曾翰日记》中记载，同治九年（1870）六月，悖亲王做四十大寿时，翁家呈送如意贺寿。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庆节”，翁同稣不仅进贡了6匹绸缎，还进贡了如意。十一月，同治皇帝得天花病重，翁同稣问候请安时，也进献了如意。十二月，同治帝驾崩，处国丧期间，清廷特下谕旨：“王公大臣应一年后于皇太后前递如意，二十七个月后，再于上（光绪皇帝）前呈递（如意）。”可见，大臣们向皇室呈递进贡如意是有严格规定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才任贵州巡抚两个月的邓华熙（1826-1916）感戴皇恩浩荡，专程派人进贡地方特产给清皇室，其中列名第一的就是“九品雄磺精如意二柄”——雄磺精如意，是清代以来贵州地区的珍稀物产，据说除了清朝皇宫，民间极少能见。
清代上层社会彼此之间也常以如意相赠，表达美好祝福。据《王文韶日记》记载，同治七年（1868）四月，官员王文韶的母亲做寿时，在京城的朋友纷纷送来贺寿礼，其中有“如意七柄”，这让王氏全家非常开心，郑重录于日记之中。
但好东西也常常会诱发“副作用”。钱穆的《国史大纲》记述了这么一个历史小细节：乾隆时期有个满族大臣伍拉纳（1739-1795）官至闽浙总督，为官贪渎，治罪抄家时，抄出白银40多万两，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家中藏有各种镶嵌珠宝的如意100柄。从这个记述可以看出：一是当时官宦之家对如意的热衷程度，二是清代中期如意在官宦阶层普遍流通，同时也是个大嘲讽，如意并没有让盛世贪官“如意”地逍遥法外。
如前文所述，如意的材质种类繁多，“其质，或全玉，或三镶，或嵌珠宝，或水晶，或琥珀，或雄精，或黄杨木，下此则以骨角竹木为之”，此外，清代还通行银、铜、铁、陶瓷等制作的如意，在雕刻制作工艺上更是争奇斗巧，极其讲究。当然，如意也有等级高下之分，如古代进贡帝王之家的如意几乎都为金玉珠宝珍玩制作，官宦富家使用的如意材质起码也是金银之类，而普通百姓则常常使用竹子、木头之类制作成的如意互相赠送，表达祝福心愿。
笔者在江南古镇西塘曾见到雕刻有如意的清代木质牛腿梁，显然这也是取其吉祥含义。总之，送如意，取吉祥，折射出我国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纯真向往和良好祝愿。
作者：李晓巧
来源：文史博览?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