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湖南娄底人童高门在北京叩阍（hun，指宫门），震惊朝野，现今读来仍然触目惊心。
叩阍，即平民或案件当事人直接向皇帝申诉冤抑，也叫告御状。按现今通俗的说法，大体可以称作进京上访。上访人童高门，属今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石埠村人，时年38岁。现今的娄星区及涟源南部的部分乡镇，当时属湘乡县。童高门不远千里进京上访，告的就是湘乡县粮书吴青桂等人。粮书即收粮书役，或称粮差，一般由户房领导，属县衙底层雇员。
故事的开头颇有点金庸武侠小说的味道：
这年七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自承德避暑山庄回銮，二十七日驻跸要亭行宫，下一站是密云行宫。要亭行宮也在密云县境内，“要亭”又写作“瑶亭”。童高门身材矮小，武艺高强，来京伏候已久，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就趁着夜色，潜伏在路旁的深沟里，躲过了开路清道的清军的严密搜查。二十八日，仪仗经过，童高门一跃而出，跪于道边，双手高高举起一纸诉状。御前侍卫迅即拿下童高门。乾隆皇帝命军机处会同刑部审讯。
案情并不复杂，军机大臣和刑部官员连夜审讯，次日奏告乾隆皇帝：据童高门供称，他系长沙府湘乡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该县粮书吴青桂、彭重美等五人，违例勒折（指用强迫手段额外征收）漕米，每石折银五六两不等。童高门运米十石到仓，延搁不收，屡经控告，又复宕延不结，只得交银四十七两五钱，作米十石。至交纳钱粮，每两须纹银一两三钱，若花户（旧时对户口的称呼）交纳，每两外加至五六钱不等。童高门交纳粮银八钱零六厘，业有串票，差役彭祥等又来催征，复给大钱一千六百五十文。
童高门的指控，分为漕粮勒折和地丁（即童说的“钱粮”）重征两项，粮书勒折的手段先是“延搁不收”，接着又“宕延不结”，童高门被迫以交银四十七两五钱作米十石才算完粮。按当时湖南粮价估算，一石米至多一两银子，粮书多征三倍有余。地丁重征则是交纳粮银八钱零六厘后，又缴纳大钱一千六百五十文。
乾隆皇帝认为所控情节“有干法纪”，“外省书吏舞弊侵渔之事自所不免，加以官官相护恶习牢不可破，即如江南高邮、句容二县，假票冒征，捏完作欠，历年竟习以为常。一经查办，始相继破露。可见童高门所控勒折、重征等事，未必无因，自应彻底根究，以成信谳”，于是当即决定：“此案著派王昶驰驿前往审办，不必前赴行在请训。所有叩阍之童高门一犯，著照例解往。”
王昶（1725-1806），字德甫，上海青浦朱家角人。乾隍十九年（1754）进士，时任刑部右侍郎。他为人正直，执法不阿，深得乾隆皇帝信任，乾隆皇帝夸其“人才难得”，不时委以重任。
如此尤嫌不够，乾隆皇帝次日又命吉庆速行束装赴楚，会同秉公审办。
吉庆（？-1802），爱新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内阁侍读、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等职，以功加太子太保，时任兵部侍郎。
为什么加派吉庆参与办案？乾隆皇帝向承旨的军机大臣说：吉庆“办理盛京官地及审拟平度州民罗有良跌压伊母致死二案，均能公正自持，不稍瞻徇”。可见让吉庆主持审办，乾隆皇帝更为放心。
王昶、吉庆先后抵达湘乡后，立即将带回的童高门与粮书吴青桂等分别严审，同时传集远近各都共18人进行询访，调取实征底簿按款清查。
九月二十日，乾隆皇帝收到吉庆、王昶初步审讯的奏稿：吉庆、王昶“亲往常平仓，抽盘应贮谷石，尚属相符。其粜谷银两，解长沙府库，查对亦无短缺。五十二年间，该州因办台湾兵米，在仓碾谷一万二千余石，有案可稽，并非兑漕之用”。至于吴青桂等粮差是否有违例行为这一层，据奏称：“所控勒折多收之处，因该县地方辽阔，零星小户挑运需时，每托附近亲族及粮书等代为完缴，以致吴青桂等计图渔利，遂将鸯远各户内相识者，俱先为垫完银米，持票向索钱文，每银一钱，加至三四分;粮一斗，折收钱三四百文不等。至重征串票，并无月日可凭。”
乾隆皇帝认为“此案蠹书吴青桂等，于钱粮重务，辄敢预为代垫，从中牟利，实属大干法纪”，要求吉庆等务当提集卷证，逐一产究，以期水落石出，不可稍存徇隐;“前任知县李玳馨毫无觉察，或竞有通同容隐情事，自不可不从严究办”，遂令将前任知县、已改任桐乡知县的李玳馨革职，归案严切审讯;长沙府知府陈嘉谟一并解任等候质询。
十月初，童高门叩阍控告粮书勒折案审理完毕。据吉庆、王昶的奏报，乾隆五十二年十月期届收漕，该县知县李玳馨派吴青桂同户书彭重美等12人在仓经理时，童高门包揽陈善等27户漕米十石赴仓完纳，吴青桂指米色潮碎拒收，并回明李玳馨驳换，童高门等在外吵嚷不服，被当即以抗粮枷示，后令各花户先后换米亲交，始将童高门责释。童高门受辱，前赴粮道等衙门上访。长沙知府陈嘉谟接到批示，将原、被告分别拘拿，终因童高门无证据而搁置。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童高门进京，七月至密云道旁叩阍。
据奏称，童高门所称五十二年粮书勒折一节，吴青桂等坚称实无此事。遂令吴青桂等各与面质，童高门自认虚捏，供“我本无实据，只因怀恨吴青桂等，计图陷害，所以屡次令子弟递呈催审”。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对童高门进京上访一案，从案发到处理过程，均有记载，唯独处理结果没有记载。今研究者晏爱红博士从录副奏折中查到，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初七日兵部左侍郎吉庆、刑部右侍郎王昶关于比案的处理意见：
……童高门诬告亏空、重征及包揽漕米各轻罪不议外，即依冲突仪仗例拟军，不足蔽辜，应从重改发黑龙江给被甲人为奴。
……吴青桂、吴辉堂借代垫钱粮之名，需索杂费钱文，均照蠹役诈赃十两以上发近边充军，照例面刺“蠹役”两字。
湘乡知县李玳馨业经革职，其在任数年，一听书吏等携票下乡勒索，未便因其尚无通同作弊情事稍为宽贷，应请将李玳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前任长沙府知府、升任江南河库道陈嘉谟于属县书吏下乡勒索之事毫无闻见，且又不将该员揭参，应请交部严加议处。
童高门进京上访一案，民间叙事截然不同，南城堂《童氏六修族谱》里的《高明公再传》及娄星区相关史料，认为童高门是一个反腐英雄。
时隔两百余年，今人对当年吉庆、王昶处理此案，事实认定是否公正，童高门有无冤情，因无史料可据，已不得而知。但从信访角度考虑，正史提供的有限资料，已足可给今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是高官办案，不搞层层批转。童高门所告人员属于未人流的粮差，所告涉案数额亦不大，然而乾隆皇帝却立即派出两位能干的侍郎负责处理。吉庆、王昶接受任务后，没有批转给湖南巡抚，而是亲赴现场处理。如果吉庆、王昶批转给湖南巡抚，湖南巡抚批转给长沙知府，长沙知府批转给湘乡县令，其处理结果绝对不同。事实上湖南粮道衙门已经批转长沙知府处理过一次，没有结果。
二是依法依规，不袒护不迁就。吉庆、王昶提出涉案人员处理意见，总是以“律载…‘例载”开头，把相关法律条文放在前面，再摆事实，再进行分析，提出处理意见，使人觉得逻辑严密，有根有据，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对公职人员不袒护，如粮书吴青桂得银只有七两五钱，却从重按诈赃十两以上处理，发配近边充军，照例面刺“蠹役”两字。于上访人员不迁就，童高门诬告应杖一百，流三千里;冲突仪仗妄行控诉，应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因此，光充军不足以抵罪，定为发往黑龙江给被甲人为奴。为奴合不合理姑且不论，从重肯定是应该的。
三是追责严厉，不留情面。湘乡知县李玳馨、长沙府知府陈嘉谟“并无通同作弊情事”，不属于涉案人员，只是对书吏勒索之事负有领导责任，却受到严厉追责。李玳馨已调离湘乡，仍撤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原长沙府知府、已经升任江南河库道的陈嘉谟，仅因没有发现所辖之县书吏下乡勒索一事，且未揭参，便“交部严加议处”。部议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估计不会太妙.《清实录·乾隆朝实录》也再无有关陈嘉谟的记载。
四是处置迅速，不拖沓。本案从发生到处置结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那时没有汽车、火车，更没有飞机、高铁，只能坐轿乘马，从北京到湘乡，没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即使皇帝号称每日六百里加急送达的圣旨，实际到达也要十天半月。王昶、吉庆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接旨，动身到湖南湘乡，清查实征底簿，开仓抽盘谷石，传集人员面询，只几天时间便基本弄清原委（乾隆皇帝九月二十日接到奏稿），十月初便提出了最终处理意见，不可谓不快。
作者：莫美
来源：文史博览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