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小凤仙到底有没有“惊世之恋”
蔡锷“再造共和”的伟大历史功绩，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因为蔡锷在摆脱袁世凯的监控过程中，曾与北京八大胡同的小凤仙有所接触，所以后来的戏剧、影视、图书等，便演绎出蔡锷与小凤仙许多让人感动的“爱情”故事。这完全背离了历史真相。从笔者近几年搜集到的碎片化的历史资料来看，蔡锷与小凤仙的“惊世之恋”，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严重玷污了蔡锷的光辉形象。
小说演绎不能当成史料
就像《西游记》不是《玄奘传》，《三国演义》不等于《三国志》一样，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当成史料。
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因喉癌逝世的当天，《申报》没经任何考证，便刊出民鸣社的戏剧预告《再造共和之伟人蔡锷》。12月5日，《申报》接着刊出“笑舞台”正式演出的广告，剧名改为《筱凤仙哭祭蔡锷》。广告称：“筱凤仙与蔡锷究有何等关系？筱凤仙何以哭祭蔡锷？恐知之者甚鲜，本舞台访得实情，编成斯剧。”
影响最大的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知音》。强大的演员阵容，精湛的演艺水平，加上蔡锷与小凤仙这个“深明大义”的“美女、才女、侠女”的传奇爱恋的故事情节，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可能编剧和导演的本意是为了给蔡锷的英雄形象增色，但因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效果上却严重玷污了蔡锷的形象和人格。
大多数读者和观众是无法考证蔡锷和小凤仙是否真有“惊世爱情”的，也难以做到把文学作品与史实真相严格区分。这种负面效果一直延续至今。
难道就无人对此做过实事求是的记录和阐述？有的，他就是周钟岳（1876-1955）。周钟岳何许人也？毛泽东曾经称赞他为“云南五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蔡锷任云南都督时任都督府秘书长，蔡锷任袁世凯政府“全国经界局”督办时，第一时间把他从云南调到经界局任秘书长。周钟岳既是蔡锷最可信的下属，也是蔡锷的知己知音。更重要的是，他是蔡锷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见证者和政治活动参与者、策划人之一，对蔡锷和小凤仙的真实关系最有发言权。
1944年12月27日，当时在陪都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岳，正巧回昆明休假，在《朝报》上看到该报总经理王公弢撰写的连载文章《云南护国起义纪实》，文章中有蔡锷在北京经界局无所事事，“整日与友逛娟寮，赌博饮酒，以为消遣”等字样，怒不可遏，容不下对蔡锷形象的玷污，于是在《正义报》接连发表《斥王公强之妄言》《答王公弢书》两篇雄文，对王文予以驳斥，澄清历史事实。王公弢辩称他的文字并非杜撰，资料来源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华帝梦》和共和书局印行的《洪宪八十三天记》。周钟岳驳斥道，谁都知道，这两部书都是小说，“书中对蔡锷的描写，多有渲染失实之处”。一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把小说当成史料，留下历史的天大笑话。
蔡锷与小凤仙有惊世爱情吗？
由于野史的编造和文学的演义，小凤仙成了近代少有的美女、才女、侠女，她参与设计并用骡车成功掩护蔡锷逃出北京，是“再造共和”的有功之臣。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第一，小凤仙并非美女，蔡锷并没有沉迷.于小凤仙。1913年2月下旬（当时蔡锷还在云南任都督），《民主报》按照八大胡同的惯例，搞过一次“色科”评选，评出“博士”4名，“学士”33名，小凤仙榜上无名。据跟随蔡锷到北京的滇军师长李鸿祥回忆，小凤仙本来是他逛八大胡同时召来的雏妓（当时召妓属正常的“社会活动”），年方十四五岁，貌非甚美，而歌喉婉转。蔡锷当时也在座，觉得小凤仙唱得不错，就征得李鸿祥的同意转条（换一个专听的承包人）。
再则，蔡锷在北京的工作，尽职尽责，勤勉任事，业绩斐然，何来“沉迷”之说？据周.钟岳撰文回忆，蔡锷1913年10月4日到北京时，职务是“陆军编译处副总裁”，1915年5月9日才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到同年11月11日逃离北京，不过短短半年时间，其间，蔡锷领导并参与制定的经界法规数十种，并编印成书;同时指定人员研究中国田赋制度;并派员出国考察，搜集中外研究成果，编辑成《中国经界概要》《各国经界概要》两部文册。这么多文稿，这么多研究成果，就算蔡锷工作再放手，工作量也是巨大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是少不了的。由此证明，蔡锷与小凤仙来往是有节有度的。正如周钟岳批驳王公弢文章所言：“予时在松坡先生幕府，见其治事甚勤，安有……惟逛娼赌，以求消遣之事？”
第二，小凤仙只是粗通文墨，谈不上才女。小凤仙在蔡锷逝世后，在八大胡同待了一段时间，后嫁给东北军一师长（一说旅长），同时移居沈阳。师长死后，又嫁其廚师陈某。不料陈某也死了，第三次改嫁给丧妻且有四个孩子的李振海。
1951年春天，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住市政府交际处招待所。改名为张涤非的小凤仙欲求梅兰芳给予经济上帮助，于是写一短信求见。信不足200字，不仅语言欠流畅，而且还有错别字。梅兰芳与小凤仙见面时问了她一些情况。梅兰芳秘书许姬传记录了小凤仙自我介绍的原话：“我的父亲姓朱，母亲是偏房。大老婆瞧我们不顺眼，母亲带我离开朱家单过。母亲死了，姓张的奶妈抚养我，所以我姓张。辛亥年，奶妈在浙江抚台增子固（指清末最后一任浙江巡抚增韫）将军家帮佣。革命军炮轰增府，奶妈带我逃到上海，把我押给姓胡的学戏，到南京卖唱为生。十三岁那年，正遇张勋攻打南京，我跟胡老板逃回上海。以后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卖唱做生意，就认识了蔡将军。”从小凤仙的经历看，她只可能是粗通文墨，不可能精通诗词歌赋。
小凤仙的才女称号，与蔡锷追悼会有关。查阅有关资料，1916年12月1日，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北京的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蔡锷追悼大会。孙中山、黎元洪（时任大总统）、冯国璋（时任副总统）、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等都送了挽联。小凤仙作为与蔡锷关系密切的名人，也提交了一篇诔文和长短各一副挽联。
长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廿年北地燕支，自渐沦落，贏得英雄知已，桃花颜色亦千秋。
短联为：素车白马而来，谁料周郎竟短命;名士美人无数，早知李靖是英雄。
这两副挽联文笔了得！在立意、用典和平仄工对等方面堪称上乘之作。其实，小凤仙提交的诔文和挽联，均为相关文人抱着不同目的代笔所撰。何人代笔？众说纷纭。流行的说法之一是，诔文的代笔者为曾任《爱国晚报》主笔的王血痕;长联的代笔者为易宗夔，他在《新世说》一书中收录了此联;短联的代笔者为江苏常熟人庞病红，他在《红脂识小录》中记录了此事。
第三，小凤仙够不上侠女称号，策划和帮助蔡锷出走北京到天津的，是蔡锷的老师、部下和同学，与小凤仙毫不相干。我们知道，蔡.锷是个能观透大势，深谋远虑，做事极审慎且果断之人。从1913年7月12日起，当国民党人李烈钧在广西、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熊克武在重庆分别宣布独立讨袁时，蔡锷持反对态度。他对袁世凯还抱有希望，或者说他没有看清楚袁的真面目。但是，当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同时导演各省所谓“请愿代表”，向参议院递呈《变更国体请愿书》时，蔡锷彻底认清了袁的面目，决心坚决反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蔡锷多次与其老师梁启超密商，认为发动护国一役势在必行。1915年8月15日，蔡锷深夜乘火车到天津与梁启超见面，就尽快开展反袁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做了周密策划，并.向周钟岳交代了诸多行动步骤的细节。同年10月14日上午，京畿军政执法处排长吴宝銎率五名士兵闯人蔡锷住宅搜查（蔡上班不在家），声称持有大总统令，查抄何姓盐商寄存之赃物。结果一无所获。
蔡锷出走到天津后，声称自己有病需要医治，并住进了天津共和医院。离京前嘱咐周钟岳随后把文件、电报及密码本等送到天津。16日，周钟岳遵安排到天津与蔡锷密晤，然后返京。19日，周钟岳在北京接到蔡锷电话，告知即将登上日本客轮“山丸号”去日本。周钟岳按先前商量的步骤，以蔡锷的口吻写了一份因病请假的报告呈送袁世凯，以延缓袁世凯封锁口岸的时间。袁不明其中密情，立即回电蔡锷，催他回北京疗养。此时蔡已远走日本。蔡锷与周钟岳所演“双簧”圆满成功。
那么，蔡锷是怎么从北京出走到天津的？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曾业英认为，当事人、黎元洪的亲信哈汉章在《春藕笔录》里的记述最为合理可信。蔡锷成功摆脱袁世凯的控制而到达天津，除事先与梁启超、周钟岳等人策划外，打掩护的是蔡锷的同学哈汉章、刘成禺、张绍曾，护送者是李鸿祥等人。
1915年11月10日，哈汉章祖母八十寿诞，在钱粮胡同“聚寿堂"大宴宾客。蔡锷赴宴，并约上几个人“聚博终夜”。第二天早晨还没到上班时间，蔡锷便来到位于新华门内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让人感到是袁世凯要召见他，他提前赶到了。接着又当着众人之面，佯装打电话给小凤仙，约她中午12点半一起吃饭。因此，那些监督蔡锷的便衣便放松了警惕。趁便衣们不在身边，李鸿祥等人便簇拥着蔡锷去了前门火车站，赶上去天津的火车从而离开了北京。
蔡锷成功逃脱之后，由于小凤仙有邀饭之举，故侦探对其盘诘终日，却均不得要领。本来小凤仙就对蔡锷出走一事根本不知情。既然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小凤仙坐骡车直奔丰台火车站，车内掩藏松坡”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在當时的政治背景下，哈汉章等人也参与了对小凤仙的美化宣传。其目的在于遮人耳目，开脱自己，以免牢狱之灾。后来的文学作品美化小凤仙，是为了图书的销量和影视的收视率，逐利而已。
历史的真相是，小凤仙只是一个经历坎坷的普通人，一个唱歌好听的普通妓女。如果说有功，就是小凤仙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蔡锷与袁世凯“智斗”的人设道具。从逻辑上分析也是如此。小凤仙的年龄、经历，以及她的知识和政治水平，决定了蔡锷与她的交往，没有也，不可能有家国大义的共同语言。从另一方面讲，蔡锷是何等深沉谨慎之人，怎么可能向她倾吐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心曲？如果把蔡锷与小凤仙的关系看成是“惊世之恋”，那就不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而且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颠覆了人们对蔡锷高超政治智慧的认知，污损了护国英雄蔡锷的光辉形象。
作者：周玉清
来源：文史博览?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