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温铁军、秦晖等学者支持古代“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一说。秦晖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中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
有些学者对此提出挑战。其实，两千多年皇权社会，各朝各代有所差异，南北方也有所差异。但中国社会都是纵向统一的，从国家到家庭，从君臣到父子，具有严格的纪律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家庭是经济组织，纪律是第一位的，情感是次要的。他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以父子为轴的纵向关系，与欧美国家夫妻为核心的横向关系不同。
祖宗是中国人的信仰。祖宗背后的文化体系是以父子为轴的承袭文化，包括尊老、孝顺、毓子孕孙等。
不过，今天这种承袭文化被打破了。当代青年与父辈们几乎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一代青年没有办法接受，更不要说承袭父辈的文化。
每一个民族国家或法治国家，都有其基本的立国基石，即共同信仰与处事原则。今天，我们需要好好反思，当代青年与父辈之间除了血缘延承，还有哪些共识？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现实工具。正确的叙事方式是正视历史，然后从历史中找到一般性的规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荷兰籍经济学家温斯敏对新加坡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建议政府保留竖立在皇后坊的莱佛士塑像。
1819年，38岁的史丹福·莱佛士爵士发现并登陆新加坡。后来，新加坡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自由贸易港。这一年被定义为新加坡开阜年，莱佛士爵士被新加坡人尊称为“国父”。
温斯敏认为，莱佛士塑像的价值是展现了新加坡政府保留英国体制的决心，这能让国际投资者安心。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率舰驶入日本江户湾，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这就是黑船事件。后来，日本人在当年黑船扣关的地方，为这位入侵者树立了一座雕塑。上面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里上陆纪念碑”。
所谓“知耻近乎勇”，一个民族正视屈辱史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日本人用他们的叙述方式讲述了这段历史。
不过，一个国家的历史叙事不能侵犯他国的尊严，正如日本人需要正视他们的战争罪行。反过来，中国也需要勇气面对这段痛苦的历史。
1917年意大利史学家克罗奇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提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中对这句话解释为：“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注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
我认为，这恰恰是历史的悲哀。所谓历史的“现时性”容易将历史沦为功利主义的工具。其实，历史就是历史，不需要现时性。这是对待历史最基本的态度。
在社会大转型的今天，中西、新旧意识形态激烈交锋，唯有正确叙述历史才好迈向前路。中国需要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抛弃历史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把一段段屈辱的、隐晦的、碎片化的历史，晒出来，拼起来，用一般性的叙述方式记录下来。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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