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五帝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只有在各部落族群内部出现文明现象。各部族只祭祀各自所尊崇的“天神”和“祖先”，至于部族与部族之间，都互不干涉，这就是《国语·鲁语上》上所说的“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原因在于如《左传·成公四年》所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治水的禹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当时，夏禹命令参加联盟的周边各部族既“贡金”又“图物”，将其地所产的青铜材料连同他们各自信仰的神灵图像均集中到夏族共主王庭中来，由夏族共主统一安排，集中铸在九鼎之上。然后在夏族共主的主持下共同祭祀神灵，即《墨子》所谓“鼎成，……以祭于昆吾之虚”，《左传》所谓“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统一的至上神早登上了历史舞台。据说，它一出场就参加了夏禹讨伐三苗的战争。但这仅为传闻，还缺少有力的佐证。
夏禹死后，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正式建立夏朝。
与夏朝不一样，商朝时期统一的至上神有着丰富的佐证。出土的十余万片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参以为数众多且较可信的史书记载，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
我们来看看这些甲骨卜辞的记载，商朝的至上神不是和后世一样称为天，而称为帝或上帝。在商人眼中，上帝不但支配自然界的风雷雨电，还主宰人间的吉凶祸福：“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殷虚书契前编》ｌ、５０、ｌ）”；“翌癸卯，帝其令风。翌癸卯，帝不令风。（《殷虚文字乙编》２４５２，３０９４）”；“帝弗其降祸，十月，（《殷虚侏存》３６）”；“贞；帝弗其福王。（《殷虚书契后编》上，２４，１２）”等。帝的下面还有由臣工信使组成的帝廷：“王又岁于五臣正，佳亡雨。”“秋于帝五工臣，在祖乙崇，卜。”（分别来自《殷契粹编》１３，12）商人还将自己的祖先神放到上帝旁边，作为自己和上帝的交流平台：“咸不宾于帝，下乙宾于帝。”“下乙不宾于帝，大甲宾子帝。（分别来自《殷虚文字乙编》７１９７，7437）”
可见，以上帝为首的帝廷就是以商王为首的王廷。
到了周代，由于商人过度迷信，周人是思维深受影响，如纣王临死前还感叹“我生不有命在天”，可是，这天为什么没有帮助他呢？于是，周人开始意识到：“天畏（威）非忱”、“惟命不于常”（《尚书?康浩》）、“天不可信”、“天难湛，乃其坠命”（《尚书?君爽》）。
不过，这也不能说周人不相信天命，而是相信天命并不是一直帮助某些人，“有命自天，命此文主”（《诗·大推·文王》）。
周人尽管也像商人一样承认天是最高的权威，但在天的面前，人的地位、作用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受到阶级及时代的限制，西周的统治者很难一直保持这样正确的认识。
随着周朝政权的日趋稳固，商朝亡国的惨痛教训逐渐被淡忘，至西周末年，由于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和斗争空前尖锐。一些有见地的贵族们开始担忧起来，《诗经?桑柔》是这些贵族讽喻诗中的代表作之一：“乱生不夷，靡国有泯。民靡有黎，’俱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诗中描绘了生于乱世之人的深重苦难。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天人观念基本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以随大夫季梁为代表的“民为神主”的观点。季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因此，统治者只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虽然季梁未能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他视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
第二种，以郑国子产为代表的“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就是说，天道与人道各有其运行的范围和特点而互不干涉。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他曾两次拒绝裨灶用瓘斝玉瓒祭祀的请求，亦不祭龙，并对因旱灾而乱伐树木的官员予以处罚。不过，子产也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第三种，以宋国叔兴为代表的“天人相分”的观点。据《左传》载，鲁僖公十六年，据说自然界出现过一次奇特的现象：有五颗陨石堕于宋国，有六只（益鸟）鸟倒退着飞过宋的都城。宋襄公就问周内史叔兴是吉是凶。叔兴认为这个发问根本不对。他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叔兴认为，自然界再现怪异现象是阴阳交互作用的结果，和人事的吉凶毫无关系，从而否定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把自然界出现的所谓怪异现象和社会人事吉凶相比附的神秘主义观点。
进入战国，在先秦诸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孔子。他曾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里，孔子所说的天有最高主宰的含义，人即人类。孔子也讲天命，如他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里的天也指最高主宰。但孔子晚年对天的认知有所改变，他认为天是苍茫之天，指广大自然。他认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里的天指的就是广大自然，而非指上天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