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即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众多，后世有“九流十家”之说，即儒、墨、法、道、名、阴阳、兵、农、纵横、小说，然可观者九，小说家乃稗官野史，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一般来讲，百家争鸣都有其根源问题，特别是儒、墨、道、法诸家，它们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大规模的频繁战争给社会政治造成巨大混乱，如何“措天下于衽席之上，解黎民于倒悬之中”；二是面对价值信仰体系的崩塌，应该如何重构民众的精神信仰。面对这两大问题，各家的不同思维路向、理论学说开始轮番登上历史舞台。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二者的代表文献是《论语》、《孟子》。而荀子则是儒家学说的“另类”。
那么，儒家思想能发展成一家学说呢？
首先，儒家学说，上承阴阳之变（研究天道的学说），下启明人伦教化（研究人道的学说）。儒家紧紧围绕“轻天道，重人道”这一重大课题，最终建立起一套有关人伦教化的学说。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人道，存在矛盾，且问题还会层出不穷。而研究探索人道，务必坚持以人为本来解决矛盾，处理问题。不过，随着旧矛盾的解决了，新问题又开始出现了。因此，自儒家学说诞生之日起，人们一直延续地研究探索人道问题，进行理论创新，避免一刀切。
其次，儒家推崇仁义。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学派，随后孟子又建立以“仁义”为核心的学说，而荀子则建立以“礼”为核心的学说。
仁、义、礼的基本要求为：仁者，公也，爱也；义者，正也，宜也；礼者，别也，理也，敬也，养也。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公而忘私，奉献爱心；主持正义，言行得宜；辨别是非，袭常缘理，敬而无失，调养情欲。
再次，儒家遵古袭常，是文化传承的典范。我们知道，儒家始修尧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不过，儒家这种倾向性，会导致文化传承有余、文化创新不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李白《嘲鲁儒》也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些儒者死守章句、皓首穷经、脱离实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当然，只要将儒家的这种倾向加以调整，以文化传承为基础、文化创新为主导，才会日日新，苟日新，日日新。
我们再来看一下孟子、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学说方面都有哪些创新？
孟子提出“性善论”、“尽心知天”之说，直探人性之根本，为孔子主张的道德原则和“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奠定基础。
《滕文公》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道出了孟子“仁政”思想与其哲学基础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孟子认为自己那一整套社会政治理想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实施的，是因为“人性本善”：“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眺然人们“口之于味也，有同者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办，那么，“至于心”，难道就“独无所同然乎？”孟子指出：“人们的心当然有其研同然”，其中“同然”，就是“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固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当豢之悦我口”（《告子》）。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了。而这四“心”又是仁、义、礼、智之“端”，“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之后，孟子将这“不忍人之心”推广到政治上，就是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尧、舜、文王等圣人、先王都是些性最善的人，因此成为实施仁政的典范。
不过，孟子认为“人性善”仅说明行施“仁政”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而并非是行施“仁政”的现实，只有“尽心、知天”才能够保证“仁政”得以实行。他认为，通过主体自觉的修养功夫（如于寡欲、养心、求放心、养气、反身而诚等）实现人生完满的价值，以此解决人们的信仰危机（尤其对治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和唯我主义）。社会政治领域；又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施仁政，行王道，将政治纳入道德范围，因此孟子是从“仁”或“为政以德”层面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理论。孟子认为，这种修养应该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就如“界之教人射，必志于毅”。对当涂者不注重修养，不力行仁政的状况，孟子难忍心头的一腔悲愤：“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告子》）。
为了证明“仁政”是可以实现的，孟子通过历史寻找依据作为一代儒宗，孟子对儒家经典了若指掌。东汉赵歧称孟子“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孟子》七篇中言《书》凡二十九，言《诗》凡三十五，引礼论礼凡二十三。《四书集注》引程子言：“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而春秋作。’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而荀子，则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现实经验的人性是恶的，即“性恶论”，因此他强调应该加强后天的学习与圣人的教化，通过礼乐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实现“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追求。荀子说“学不可以已”，也强调“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也主张通过实践实现“致知”，而“致知”既要需要累积，又需通贯。从而实现荀子所论“大儒”应具备的“知统明类”的标准。
《史记》载有荀卿著书的目的：“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着数万言”。
可知，《荀子》中既包含荀卿对先秦“儒学、墨学、道德之学”的学说兴衰的认识，也囊括他对战国末期的各种社会混乱现象的批判。荀子知道诸子之学尽管促进当时学术思想的繁荣，但也产生“有见于此，无见于彼”，“蔽于此而不知彼”等弊端。换句话说，他在批判中对百家的学说思想均有鉴别的吸收。总之，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为重视学习的功用和方法的。政治方面，荀子主张礼制。因此，荀子是在孔子“为国以礼”这个角度来对其思想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表现出道德的现实主义。
儒家思想的影响体现在，认为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就是进入仕途，同时用礼来约束社会，从而体现出社会的尊卑等级观念，对统治阶级倡导“仁”为核心思想进行德治与礼治。
儒家的这些思想，尽管反映出封建阶级等级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是为了保持社会和政治国家共生的思想，对后世治理国家的政治影响极大，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