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客青春（二）
那晚，我答应了天才少年瀚鹏，我们成了情侣。
在旁人眼里，我们并没有表现出平常情侣的甜蜜，更多时候，我们只是交流对工作上一些事情的看法，或者干脆是沉默地互相陪伴。也许，我们都想在嘈杂的一天中，找个安静的人一起放空。
刚入职的蜜月期已过，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创业的残酷。学长半夜的独角戏成了常态，如同一整套漫长的MBA课程，有一阵连续好几周，我晚上做梦，都坐在公司会议室和学长开会。
一天，我刚到公司，撞见阿姨往846的会议桌上摆各种水果、饮料、零食，还有大蛋糕。我正纳闷，没过多久，大家的手机都响个不停，学长在全员微信群转发了一则新闻稿：
“知名人工智能企业近日完成三亿C轮融资……此轮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技术研发和团队建设，以及垂直领域行业应用世界级的创新。”
“大家停下手上的活，来846庆祝一下！”学长在群里召唤。
所有人一窝蜂涌入小小的空间，我被挤在走廊的边缘。
“有人想谈谈感受吗？”房间另一头，传来学长的熟悉声音，“你们知道C轮意味着什么？”
“事情还是一样要做，好像没什么区别。” “我们算大公司了？”人群里冒出来几个声音。
我努力往前挤了挤，总算看到学长的身影。
“我平时对你们要求很苛刻，但现在应该高兴一下，给自己一点信心，C轮意味着，跟我们同期或同样性质的公司，已经死掉一千家。”
人群一下子静下来。
“四年前，我们要做人工智能，根本没有一个投资人看好。过去几年，由于团队没有太多商业上的经验，我们走过不少弯路，踩了不少坑，现在回头来看，能坚持到今天，还是很幸运的。”学长在人群围出的狭小空间里，兴奋地踱步：“我一直鼓励你们，要敢于表达自己对算法的理解，和对未来十年技术趋势的大胆预测。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才是我们独特的地方。”
公司上下，无论是二十出头的实习生，还是快四十的技术骨干，眼里都闪耀着光芒。我在人群中踮起脚，远远望着这个高傲、睿智，独自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男人。
“外界都在恭喜我，说公司已经过了最危险的阶段，我却害怕真正的危险还没有到来，人一天只有24小时，我们快速发展的弊端就是容易犯错……不管我们最后创业成功还是失败，一群人在一起，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上十年，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2017年，凡是有别的公司从本层退租，公司就赶紧定下来。即便如此，等到夏天的校招生入职季，公司依旧没有足够的工位容纳新加入的人。
行政主管开动脑筋，在827的走道上加放了一排书桌和座位。同时，为了让新入职的同学集中在一起，方便交流培训，我们这些“老员工”被安排集体换工位。
新的办公空间，居然是楼顶天台废弃的阁楼。通往阁楼的唯一入口，藏在八楼一间偏僻的房间，要经过一段陡峭的木制镂空阶梯上楼。
阁楼墙壁上，还留着上家搬走时没撕掉的横幅：“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
换工位对工程师来说，并不轻松。每个人除了电脑机箱、三块以上的屏幕、支架，还有一大叠用来学习的编程书、人体工学椅、平日洗漱睡觉用的生活用品。
几十个男生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踩着险峻的楼梯，一趟趟来回跑。纸箱、推车不够用，就用外卖塑料袋装，拿人体工学椅来回运输，楼梯“吱嘎吱嘎”响个不停。
一个下午的搬运，把大家累倒了。最后，每个人嘴里都念着墙壁上的警世名言，一致决定把横幅保留下来。
阁楼像个漂浮在城市上空的小世界，从脚下传来晚高峰的低沉轰鸣，窗外是一览无余的夕阳，带着金色的光晕，缓缓沉入夜色。
作者图 | 小阁楼的夜
好景不长，第二天这个阁楼的弱点就暴露了。天花板和墙壁的装修材料薄如纸片，在烈日的暴晒下，即便开足空调，室内都像烤箱。热浪肉眼可见地从天花板的缝隙入侵，机箱发烫，程序员头顶生烟。行政每天运来大冰块，放在走道上给大家降温。
高温连续不断，大家的作息更昼夜颠倒。学长隔三差五跑上楼来鼓励大家：“熬过这个夏天，公司就搬去高档写字楼了。”
阁楼里没日没夜的生活，让人记不清日子。大家一踩上木楼梯，就像穿梭到另一个次元，沉下心来敲代码。一晃几个月，每个人仿佛都练了一身轻功，蹭蹭几下就窜上楼。
国庆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了一整天大雨。雨声打在阁楼单薄的顶板上，像密集的鼓点，增添了紧张的氛围，屋子里穿插着各种对话。
我听到左边的一个产品经理说：“下一个版本要在十月底交付，这么算下来只有三周，包括功能设计、实现、测试、上线……”学长回：“你们国庆都不用休息了。”
隔壁的前端工程师，转头对我说：“一晚上没睡，昨晚改的演示界面今天出锅了么？领导满意吗？”我回复他：“你还不知道？项目经理刚说领导临时有事看不了，节后再调研。”
有商务要出差，临走前和大家告别：“我先走一步了兄弟们，大家节日快乐。” “兄弟，这么大的雨，我看你还是定一间今晚的机场酒店，争取赶上明天的早班飞机。”售前经理提醒他。
在这个沉淀着所有人黄金岁月的阁楼，大家单纯地投入在工作中。
下班前，朱总突然把我拉到工位边，轻声说：“交付完这个版本的发布，我就要离职了。”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真的来到这一天，还是说不出的滋味。看我一脸郁闷，朱总笑了：“没什么好伤心，老子终于可以走了，真爽。”
我知道她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舍不得这个团队，舍不得她从零到一打磨了一年多的大平台系统。
我本打算叫车回家，突然想透透气，干脆借了把大雨伞，沿创业园区后门的小河慢悠悠走着。河面被大雨打得坑坑洼洼，一片模糊，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回头望了眼边缘朦胧的灰色园区大楼，轰轰烈烈的创业如幻如梦。
踩着十月的尾巴，大家如愿来到了市中心黄金地段的高档写字楼。
新公司占了高区整整三个楼面，一切都是崭新的：360度的落地窗，利落的工业风设计，亮堂的工位和会议空间，还有宽敞的休息讨论区、健身房和饭厅。
作者图 | 写字楼的新工位
乔迁日，学长办了一个下午茶会，他只低调地讲了几句：“办公环境升级，只是公司发展的小小里程碑，以后创业路上还会有更多变化，大家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保持初心，一切照旧。”
事实果真如此。搬家后没多久，电梯里就开始出现一打又一打穿拖鞋T恤的眼镜男。这些人和以前的唯一区别，是脖子上挂了张进出大楼的门卡。大家尤其厌恶这张通行证，觉得它是对一个人脸识别公司工程师的侮辱。
瀚鹏受不了高楼全方位的阳光，一上班就拉下整面玻璃的百叶窗，后来索性买了把大伞架在工位上。办公室里，大家该躺就躺，该过夜的照样过夜。凌晨一二点，整栋办公楼几乎和夜幕融为一体，只剩我们这几层灯火通明。
转眼就到了朱总在公司的最后一天，大家陪她吃散伙饭，饭桌上频频提到的话题，就是“没了朱总的大平台之后怎么办”。
“你们这帮没良心的，没了我大平台照样转。”
“不如朱总去考一个公务员，以后做了公安市局领导，成为大平台真正的产品经理，” 瀚鹏打趣说，“这样我们就能常常去看你了，到时候你说‘这个按钮给老子做成红色的’，我们随便你骂。”
吃完饭买单，一群大小爷们还跟着朱总，先是一字排开，站在商场女厕门口等待，又把她一路护送到路边，叫上出租车。朱总笑着让大家赶紧上楼写代码。
朱总走后，手上所有项目都交接给了我，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我才知道她之前要处理多少杂事，和多少利益方协调周旋，才能保证项目有序推进。
我每天下班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感觉自己像个漂浮在海上的抛球杂技演员，空中的球越来越多，手里却什么都抓不住，还要被汹涌的海水推来推去，有时我只好私信朱总帮我出主意。
但我想念她的远不止这些。每天上班，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刚要吐槽什么，一转头才想起不远处的工位已经空了，只好把话憋回肚子里。
我开始抓住一切机会，在午间休息、晚餐和夜会结束后的工作间隙，和瀚鹏见面。这些碎片时间，成了焦头烂额的工作日唯一放松的时光。
没多久，我接到学长派下的新任务——为新办公室设计人脸识别系统演示方案。产品设计由我来定，要最好地利用起公司的一切场景。这个方案，一方面是把公司当作系统内测试验田，一方面未来有对外展示的机会。
“但是有一点，”学长坏笑，“研发资源得你自己去要。”
尽管得和工程师软磨硬泡，但能自由发挥，不用在甲方面前低头哈腰，我心里暗爽，欣然接下任务。
我找到熟悉的一个实施工程师，帮我测量层高、评估走线，为摄像头位置选点，计算出要采购的硬件数量。摄像头找采购下单，公司库房里则还好几块现成的P4 GPU服务器。
一周后，满满几大箱摄像头到货，有半圆形的广角，也有长方形的枪机，平时抬头看着很小的圆球和方块，捧在手里又重又大，我推着板车，把近百个摄像头的代号和位置一个个输入系统，等施工师傅周末来安装。
作者图 | 装摄像头
端到端打通的那天，一块块像豆腐干的视频区域出现在后台。没有生命的摄像头立刻活了，成了一双双眼睛。
我好说歹说，从算法组“借”来一个实习生，帮忙完成视频矫正拼接、算法模型优化等一系列工作。
总算，实验室成功搭建，系统安静地在机房跑着。默不作声的摄像头，如同上帝之眼，暗中观察人来人往。每小时，每天，每月……数据源源不断地输入，系统像个新生的婴儿，不断咀嚼新的信息，知道的秘密也越来越多，远超过公司中任何一个人。
它看到两个本不该有工作交集的人，走在了一起，开始隐蔽的地下恋情；它也发现平时整天粘在一起的人，最近变得疏离。
谁下楼次数最少，谁经常在公司通宵达旦，哪个部门的走动最活跃，哪个组开会时间最长，同事们最习惯走的路线，最常去的地方……系统什么都知道。
我的脑子飞速转动，思考产品逻辑设计，一刻不停地画着流程框图、使用样例、功能场景……我享受着脑中逐渐清晰的庞大逻辑链条。构思系统设计，如同写小说，要考虑布局、先后、埋伏，还有读者的需求和喜好。
我在元素之间跳跃，组合拆分，用心发掘每一个细节，从数据里提炼规律。产品描述文档被我改了无数遍。思路枯竭时，我就在办公室里到处转转，希望受到周围场景的启发。
经过好几个通宵，我忐忑地拿着需求文档，去找瀚鹏这位专家评估工程接口设计。对于“造房子”这件事，瀚鹏原则性极强，不会因为我们的关系放水。我更想争一口气，不让他笑话。
瀚鹏刚睡完午觉，他耷拉着眼皮，一声不吭地接过文档。我紧张地站在一边盯着他。过了一会，他坐直身子，迷离的眼神逐渐凝聚在纸上，表情认真。当他翻完整个文档时，一丝微笑挂在他的嘴角上。
“这个，这个……这几个接口，不要求实时性能，专门给学长演示用，我找组里的人花一周时间帮你做，”他用手指往纸上点点，“其余的，你直接找前端包一包。”这应该是我能得到的最高认可，我在心里高呼“万岁”。
系统跑了三个月。为了给学长更生动地演示，我把办公室模拟成了一个商场环境。
线下的混乱世界、人的无序行为，统统规整为0和1。连接着上百摄像头的系统像占卜的水晶球，不仅看得到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是什么，还能大胆预测明天会怎样。
“非常好！”平时从不表扬人的学长，一连说了四五次“非常好”。我沉迷在这个有趣的大数据实验，学长看到的却是无限商机。
他当周就召集商务，让大家去摸底市场有多大。他希望这个系统能快速铺开到大街小巷的零售商铺。
我感到振奋，终于体验到探索未知和创造的乐趣。
一年内，公司连融三轮，每轮都是数亿美金，估值迅速破百亿。“人工智能”四个字成了新闻媒体上的热词、资本狂热追捧的对象。
渐渐地，我在办公室里见到学长的频率越来越低，在新闻上看到他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学长穿着白衬衫，站在蓝色背景墙前，和一排公安领导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有时他穿着公司文化衫，坐在AI行业峰会的主席台上，和资本大佬谈笑风生。我还看到他打着西装领带，出现在金砖会议上，和拉美领导人热情握手，一起对着镜头咧嘴笑。
没人知道在这段时间学长睡了几个踏实觉，他似乎一直醒着，为公司各种大小事务操劳，却从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这个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时才会感冒发烧的男人还经常开玩笑：“CPU空转是最耗能量的。”
偶尔，学长从电视屏幕上穿越回办公室，往往是急匆匆，他还穿着那双黑布鞋，一边跨着大步一边脱下西装外套，一只手提着亮蹭蹭的皮鞋。他依然平易近人，同刚认识我时一样，微笑着对我打招呼。我却惊讶于他浓重的黑眼圈和迅速增长的白发，不变的是他的眼神。
坚定而清醒，那是让任何对手都会感到恐惧的眼神。即便外部环境剧变，他只是沉积了更多阅历，从不傲慢。
团队的变化，却不像学长本人那样沉稳。
随着外部业务需求激增，公司的招聘主场从校招转移到了社招。各行各业的精英慕名而来，似乎昨天还在庆祝全员人数破百，一眨眼总人数已经破千。
公司如同狂奔的巨兽，吞噬新鲜血液，不断壮大，团队人员构成愈加复杂。路演PPT上，标榜的不再是“团队平均年龄26岁”，而是“世界级技术专家”。
同时，独角兽“暴饮暴食”的后果，便是排异出不适合自己体质的对象。一部分人因为工作强度过大或者心理落差迅速离开。
无暇亲自指点，我的零售试点项目被学长空降了三位刚入职的大哥。三人的上一份工作分别是老牌安防厂商销售、外企商业零售主管和知名战略公司咨询师。
“你跟他们开个kick-off会，像上次那样介绍一遍demo，听听他们的建议快速出一版MVP（最小化可实行产品），然后让销售拿出去试。”我早已习惯了学长的微信远程指挥。
“这三人跟我的工作关系是？”“他们是你的资源，你要学会利用。”
我邀请三位大哥，再次激动地演示了办公室趣味大数据行为分析。三人似乎已经知晓演示内容，没有太大反应。听我讲完，安防大哥用一副烟嗓开口：“很好，小姑娘，你刚刚演示的一个功能可以卖五万。这样子的feature给我来一打。”
“对，先快速进入市场。之后再搞成软硬一体机，往连锁店一路铺过去。”外企大哥插话。
“不如我share一下上周给学长做的分析吧，“咨询大哥讲话斯文，“零售这块主流市场接受的功能仍然是人流统计和远程巡店，但新产品的潜力巨大，我建议从这几个接受度高，盘子大的行业先切入……”
三位大哥把我晾在一边，自顾自讨论卖法，我插不上话，对着屏幕上的PPT出神。他们讲的都对，但我感受到了两个世界的对立。
“我和他们三位工作有困难，”当天晚上，我忍不住给学长发微信，“这些新来的人简直是想强奸产品。”
一天后，我收到学长的回复：“过去十年，业界孵化了无数AI产品，但真正影响到终端用户的产品屈指可数，有了商业化的基石，你才有资格仰望星空……另外，跟别人谈判不是零和一。而是0.3和0.7，0.4和0.6。”
当时，关于AI技术商业落地难的讨论沸沸扬扬。尽管有资本大力助推，很多人工智能公司被批评空有技术而没有应用场景，更不要说规模化的落地和商业盈利。
我可以不在乎关于创新者窘境的讨论，但我知道学长不得不在乎。好奇心是我们的起点，却不得不奔向商业化的终点。
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全为探索新世界。无处安放的技术，无法带来世俗意义，也违反了商业的本质。一切变得太快，公司早已脱胎换骨，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这一年里，公司增加的新员工数量是过去五年的好几倍，给组织文化和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公司还得保持原有的发展速度，难度好比给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跑车换胎。
为了管理数量猛增的员工，人力资源部加急撰写员工手册，制定内部流程规范，发布早晚出勤打卡、请假流程、出差报销标准等等。即便这样，公司还是在员工社保、薪资职级等事项上漏洞百出，被其他地方跳槽来的员工诟病。
当然，站在风口上，这些都不算大问题。独角兽一路横冲直撞，奔向岁末的千人年会。
2019年春节前，十多支队伍从北上杭和海外办事处分头出发，汇集于一个超大型五星级酒店。
这次年会被当作高规格展会对待：宴会厅内，两架无人机通过人脸识别欢迎员工入场，并实时统计在场人数，舞台大屏幕上由语音转文字产生字幕。为了增进员工互动，行政特意打散不同部门的人，拼成十人一桌的宴席。
我循着编号，落座在一桌陌生大哥大叔中间，像参加远方亲戚的婚礼。尚未破冰的十个人隔着圆台面大声喊话，询问对方来自什么部门、什么时候加入公司。
隔壁桌的外企零售大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高材生！科技公司就是不一样啊，年会都办了这么牛。”
“其实也就今年排场大一些，往年都是大家随便吃个饭。“
“哦是啊，你算公司里的老资历了，我刚来不太清楚情况，还得多向你虚心讨教。”
“哪里，您经验丰富，是我要向您学习工作方法才是。”
舞台镭射灯光开启，我扭头转向台上，高管们跳着开场集体热舞。接下来是各部门筹划的歌舞和小品表演、花重金制作的公司发展视频秀和必不可少的抽奖环节。
晚会结束的高潮，学长上台作总结发言：“在场的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我在去年年会立下了一个flag，就是今年还能叫得出公司所有人的名字，年中的时候看着还有希望，现在这个flag完全倒了。”台下一片笑声。
“我看到你们很高兴，团队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独特的背后是包容、开放……我们是一群脚踏实地、勇攀高峰的人，是一群质朴的理想主义者。”
学长的声音被淹没在炽热的掌声中。蓄势多年，他终于乘风而起。尽管几十人的核心团队，在一年内被极速稀释，质朴的工程师文化也随之淡化，学长还是希望凝聚在场的所有人，往共同的方向进发。无论这些人带着什么目的加入，又是否听懂了自己的美好愿景。
我却怀念萌芽时的公司。那时候所有人，都像未成年的孩子，单纯清澈，眼睛里放着光。
又是一年开春，我已经习惯新老面孔的来来往往。
那些我以为要陪着公司上市的老员工，陆续从办公室消失，离职借口各式各样：出国念书、回老家结婚、全职带娃和更好的职业发展。
这些与其说是激发人离职的原因，不如说更像离职后的退路。我想，或许真正让人感到疏离的，是不再有志同道合的伙伴、融洽的氛围和归属感。
环顾四周，和我同时期入职的小伙伴所剩无几。公司的一切变得更加神秘。我再也没机会旁听领导层会议的争锋相对，只有通过学长发给全体员工的邮件，才能了解些许公司的现状，它不断开拓新业务版图，与垂直领域头部公司建立合作，获得一个又一个算法大赛全球冠军。
作者图 | 动员
一波波职业经理人、CXO、学术界明星陆续空降，公司的组织架构更频繁地调整，刚搭建好的横向职能模块，三个月后又改为纵向业务线。
每一封悄无声息的邮件都能激起一片窃窃私语：
“你知道那个外企的新高管带了一队下属来吗？他哪里懂创业公司的打法？凭什么拿的期权比老员工还多？”
“公司现在分成两派互斗，新来的leader只划地盘不做事，老员工基本都已被逼走，跟不对老板会死得很惨。”
“听说这次发年终奖前，绩效不达标的应届生都要被劝退。可是年初也没定过具体的绩效指标啊……”
这是公司成长和巨变的必经之路，我只想尽力做好自己的事。
可没多久，我负责的产品线又配备了两名技术出身转产品的大哥。这种配置在公司内俗称“铁三角”，只可惜我和两位大哥一点都不铁，一个人的活分为三份，决策也变为三人博弈，工作量有增无减。
我热爱产品，却算不上优秀的“经理”。当流程与配合比灵感更重要，日常工作变成按部就班完成项目上的需求对接，甚至还要和大哥们斗智斗勇时，我的心思便不在产品上。
每天等瀚鹏一起下楼吃饭，成了我上班唯一的期待。
但我忘了，我和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晚餐的短暂相聚，变得像完成任务，他手机的钉钉消息不断弹出，讲话也心不在焉。有时我们刚吃到一半，他就被一个电话叫上楼开会。
随着时间推移，瀚鹏更陷入了种我从未见过的状态：大白天一脚轻一脚重地飘荡在办公室，两眼无神，挂着两个黑眼圈。偶尔在走廊相遇，他顶着张毫无表情的脸，对我视而不见。
人类为了让机器更好地看、听、学，最后把自己活成了机器。我感到厌恶，忍不住问他：“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组里好几个不错的人都走了。队伍乱了，暂时得靠我一个人接锅。”
“你没跟他们聊聊，挽留挽留吗？”
“也许离开这里，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沉默了几秒。“要不你去约学长时间，反馈一下问题？”
“他整天在外面飞，我早就不直接跟他工作了。”
“那不说他们，你自己做的事还有意思么？”
瀚鹏默不作声，像台关了机的电脑。
“你有没有考虑过，抛开这里的问题，去申请念个博士？不一定要硬着头皮留在这里……”
“学术界也不一定能遇上对的课题，况且——”他的声音突然放低，“我离开这里的成本太高了，你知道我会少赚多少钱吗？”
这是我头一回对向来自信的瀚鹏失望，我反问这个二十出头就年薪百万的男生：“那你要怎么样才会满意？”
“我担心时间不够，担心我还来不及达到真正技术上的成就，就变得和那些新来的技术高管一样……你在乎我的成功吗？”
“成功，你如何定义真正的成功呢？”我有点歇斯底里，“从上学开始我就不停地追求它，一旦遇到失败，我就陷入焦虑，可是考不上好学校会怎样，找不到好工作会怎样，赚不到大钱又怎么样呢？我从来没在生活中感受过彻底自由的时候，直到第一眼看到你在846弹钢琴的样子……”
和瀚鹏对话后，我知道自己在这场创业革命里建立起的价值观全部崩塌，我不再相信透支个人的创业鸡血。
我开始故意避免与瀚鹏见面。尽管在办公室，隔着层层叠叠的显示器，我仍能感应到他就在几米开外，能清晰地分辨出他和同事讨论问题时的吐字声音、他的呼吸节奏，甚至他的味道。
为了得到喘息，我在上班时间越来越频繁地下楼。每逢月度部门动员大会，我总佯装生病请假，宁可在大堂里绕圈打发时间，走一圈要一百二十五步，花一分三十秒。
一旦离开办公室，我就能感到踏实不少。我喜欢远远观察在大堂排队把自己塞进电梯的人。所有等待上楼的人，都是同样的神情和站姿，区分他们的只有挂在脖子上不同颜色的工牌。
我独自散步的范围不断扩散。离写字楼一百多米的独立咖啡店，成了我的常驻点。咖啡店门面很小，只做外带。老板是个热情的胖大叔，和他混熟后，每次他都从柜台后推出一只小椅子，让我坐在街边把手冲咖啡喝完，我也顺便和他聊天。
一次，老板一边端着细嘴壶倒水，一边瞄着我脖子上的蓝色工牌，好奇地问：“我见过几个你们公司的年轻人，上班都很晚，十一二点才从我店门前走过，你们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们？其实也和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差不多啊。”
“不要骗我没文化，我知道你们公司的人都很能赚，你再帮我介绍点新同事来啊。哎你看，你同事来了。”老板凑过来，压低声音，“你这个同事只点最贵的豆子，有一次我给他推荐便宜点的，他还不高兴。”
我一转头，看到瀚鹏的脸，忍不住笑出来。他问：“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喝咖啡了？”
“想喝什么，我来请吧。”我笑着说。
秋风拂过，阳光穿过飘摇的树叶，把斑驳投在柏油马路上。我和瀚鹏站在街边看着老板慢悠悠地烧水、磨豆、铺滤纸，一边天南海北和老板聊天。
“如果时间能一直定格在这一刻就好了。”我心想。每个人为了得到一些东西，都不得不放弃另一些东西。
2019年的校招季，我被邀请回母校，作为公司代表参加招聘宣讲会。
回校的前几天，我接到了好几个猎头的电话，这让我回想起三年前找工作的自己，那时候就像无头苍蝇，处处碰壁。如今，我身体被贴满了讨喜的标签：AI独角兽员工、聪明好学、耐操，在人才市场上有竞争力，可我明明还是那个我。
踏入久违的校园，我站在学长三年前到过的同一个会议厅，仿佛穿越回旧时光，浑身颤栗。
整个会议厅洋溢着梦想的气息，几百号同学把阶梯座位挤得密密麻麻，迟来的只能坐在台阶上，或站在门外。大屏幕上，投影着精致的公司介绍PPT。
别人成了我，而我成了别人。我深呼吸了几下，走上演讲台，望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开始介绍：“这是一个AI无与伦比的时代，我们相信年轻人的独特和好奇心，这里提供的不仅是一份工作，而是改变人类的事业……”
宣讲结束后的圆桌互动环节，同学们如麻雀啄食般向我聚来。每个人先是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对AI的热情，接着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
“学姐，国内计算机视觉领域是不是已经碰到天花板了？你觉得未来哪个研究方向更有前景？”
“学姐，想问下公司加班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最近看到很多AI公司的负面新闻，对应届生培养投入不够、高层内斗之类，你怎么看？”
“学姐你眼光好准，刚毕业就放弃BAT，选择高风险的小公司，你判断一个创业团队的潜质看哪些方面？”
我给不出他们想要听到的答案。我只不过在一个恰好的时间点，跟着一个掀起革命的人，来到了风口。
年末，公司又融了一轮，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上市。
我下决心向学长道别。尽管公司不再是我认识之初的模样，他依旧是我最敬佩的人。
对于我的决意离开，学长没有反对什么，爽快地说：“记得找到你真正的passion（热情）。”这让我记起最初在小教室的那番谈话，一字一句仍清晰地回荡在耳边。
离开办公室的那个下午，瀚鹏坐到了落地玻璃窗旁，重新弹起了那架从创业园搬来的旧钢琴。
作者图 | 离开时的钢琴曲
我的视线从他的背影挪开，最后一次眺望27楼窗外的市景，回想起2016年夏天时，我沿着创业园背后小河走过的一个个静谧凉爽的夜，它们如此遥远。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 | 陈 海 清
工程师里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