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博士与“泥腿子”本来很难扯上关系。然而，在80多年前，一大批留学欧美名牌大学的海归与华北平原一个贫穷落后典型县的农民们竟打成一片，亲密无间地奋斗了10年。
一流人才为何组团跨进篱笆墙
民国时期的河北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是过去中国农村社会的典型。定县位于华北平原，南行500公里始达郑州，北行150公里始达北平，其它各方皆无大城市。
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选取定县翟城村为平民教育实验区。1930年将翟城村的经验推广到全县，定县全境成为实验区，并从起初注重平民教育而转向注重整个农村的建设。平教事业获得了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幸运的是，主持者晏阳初不仅是一位甘于奉献的实干家、改革家，更是一位有超凡魅力的活动家、领导者。
晏阳初赴美留学期间便确立了报效祖国的志愿。1920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后，他立即回国主持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新设的平民教育科，在长沙、烟台、嘉兴、杭州等地展开了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朱其慧任董事长，陶行知为执行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实际主持工作。
对于定县实验而言，人才、资金、技术、方法理念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前两项尤甚。平教会是一个私立的学术团体，自创办以来，“经费就没有可靠的来源”。1924年正式开始工作时，“全年的经费只有3600元”，全仰董事长朱其慧捐助，经费异常窘迫。
经由晏阳初1925年、1928年两度赴美募捐，资金困境得以改善，对于平教会解决温饱、稳定团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平教会职员的薪酬很低，即使是有高级职称的归国博士，其薪金也只是当时大学教授工资的60-65％。而人才的解决，除了教育救国思想感召外，还主要依靠晏阳初的人格魅力和引领作用。
据统计，1926年来定县的工作人员为66人，尔后逐年增加：1928年82人，1929年为204人，1935年达500人。目前明确所知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共计38名，如李景汉、汤茂如、孙伏园等，他们大多是“定县实验”的主导者。
平教会不仅有留过洋的中国人，还有过两位地道的外国人。一位是美国的金淑英（中文名）小姐，1929年9月到华，是美国特别委员会为平教会选拔的英文秘书。
另一位是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人之一。1928开始的定县大型调查得到了甘博的长期指导和慷慨资助，1931-1932年间他最后一次来华时也主要生活在河北定县。
欲“化农民”先“农民化”
对于平教会的洋博士来说，如何“跨进篱笆墙”与农夫为伍，如何进行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造，是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自然环境的恶劣，是洋博士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一直生活在城市甚至是欧美发达城市的洋博士，一开始很难适应定县的环境——白天苍蝇满地飞，晚上蚊虫到处有。
然而，老百姓的不信任是比自然环境更严重的阻碍。多年的苛捐杂税、征兵拉夫、军匪的骚扰、官吏的贪污以及种种害民的虐政，“已把老百姓弄得像惊弓之鸟，终日在恐惶中过其恶虐之生活”。
李景汉主持的全县范围社会调查是定县实验的基础，原计划在1928年一年之内结束，最后竟用了整整7年。
民国时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平教会等机构在河北怀来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
晏阳初提出“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口号，要求博士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尽量“农民化”。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起初种大白菜还不如定县农民，成为晏阳初倡导向农民学习的常用例子。
真正走向民间，光能吃苦，甚至吃土，也还不够。当时的农民对卫生非常漠视和无知。他们不但不相信苍蝇能够传染疾病，而且认为苍蝇落过的饭食对人有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他们的信条。
不少农民身上是有虱子的，他们甚至还有“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的说法。男子还可能在夏天到河沟里洗几个澡，女子据说一生就洗两回——在出生后第三天及出嫁前一天。
洋博士们“农民化”的态度是坚定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作为平教会一把手的晏阳初做出表率。本不抽烟的他，在田间地头和农民闲谈之时，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不顾上面的唾液甚至鼻涕便猛吸几口，还夸赞“味道不错”。
晏阳初甚至学会了用当地土腔土调与农民说话。乡间道路泥泞崎岖，毛驴便成了晏先生出行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很多洋博士也像晏阳初一样骑驴或坐牲口大车下乡，有自行车的非常少。
李景汉初到翟城村时，去拜访一户农家。主人赶紧烧水泡茶，搬出积满灰尘的茶壶、茶碗，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净擦亮”后，便倒上茶水请他喝。李端着杯子在内心中斗争了半天，“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喝”，然后一口饮了下去。
其他洋博士也尽可能地迅速“农民化”：他们脱下西装着长衫，换下皮鞋穿布鞋，“住的是与农民一样的房，吃的是与农民一样的饭”。
洋博士们住处的特别之处是墙上开有一个个的洞，使光线空气能够流通，所以当时只要看到墙上有洞的房子都是平教会的人住的。
土洋结合
在实验之初，农民对平教会有戒备排斥之心，于是洋博士们想先办初级识字班来跟他们交朋友。但老百姓不感兴趣，没人来学。李景汉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糊了好多大灯笼，上写“天”“地”“人”等字，每天晚上在村里的大街上打出灯笼，同时有人跟着敲锣打鼓。农民们特别爱热闹，听到锣鼓声都出来看。
好多人就问，那灯笼上写着什么。他们就说，这是“人”，大人小人的人；那是“地”，种庄稼的地；那是“天”，老天爷的天。
洋博士们用这个最原始、最简单的办法，使老百姓产生了学习的兴趣，并慢慢接受了平教会的工作人员。
此后，平教会经常组织各种游行集会来壮大声势和吸引农民。平民文学部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也根据农民实际不断创新调整。
1931年，黎锦纾、孙伏园等提出以“汉语拼音方案”进行识字教育的主张，这是我国汉语拼音在成年人识字教育中的首次运用，试验的结果良好。当时以小陈村作为学校式教育的试点村，运用《汉语拼音方案》也是从那里的平民学校开始。
民国时期，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的乡村学校
刘拓是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农业工程专家。为解决农民用人力辘轳浇水难的问题，他从改进农村现有的辘轳着手，使其由单斗变双斗，并能自动汲水，大大提高效率。
陆燮钧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农学硕士，他将当地的鸡、猪与外国良种进行杂交，改良了定县的畜禽品种。
棉花改良由留美硕士常德仁主持，他曾游学康奈尔大学，专攻农学。在他的指导下，定县大量繁殖推广“脱字棉”和“斯字棉”。
针对乡村交通不便和农民长期忙于田间劳作等现实，洋博士们策划组织送教育上门。生计教育部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按一年中时序的先后，在定县分区巡回训练，传授各种技术。
1929年底，卫生教育部会同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分别到各村展览、演讲及放映电影，且当场作预防注射与诊疗示范，以引起农民的注意与兴趣。
为满足农民需要，又成立巡回医疗队于冬季农闲时赴各乡村，不仅诊治病人，且利用实例使农民认识医药的重要，进行公共卫生宣传。
科学实验
在晏阳初倡导下，洋博士们强调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有科学的根据、藉科学的方法才能得以开展，力争使每一道程序、每一种方法都符合科学的原则。可以说，平教会的思维、组织、制度、运作都是科学的。由此，定县实验以“科学实验”而闻名。
全民总动员
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皆有参加机会”，注重发扬群众力量，鼓励全民参与。
平教会主编的《农民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以“农民”命名的报纸。《农民报》创刊于1925年3月，在定县实验期间一直存在。
编辑部想方设法使农民爱看、能看、能写。他们用大号字、配插图、分词注音，并调整栏目版面，逐步加大农民来稿比例。尽管农民来稿中有错别字，文理也不通顺，但因为“那是真正的农民的声音与要求”得以采录。每期所登的内容，农民的投稿竟占到一半。
戏剧教育委员会也在定县创造了奇迹，他们创作的农村新话剧不但农民喜欢看、听得懂而且可以自己演，西方近代戏剧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实现了完美结合。
熊佛西先后编写了《锄头健儿》《屠户》《牛》《喇叭》等话剧；陈治策创作有《鸟国》，杨村彬编导了《龙王渠》等话剧。
为了适应农村和农民的实际，他们进行了全面大胆地探索创新。剧本力求结构简单化，情节喜剧化，人物类型化，语言通俗化，动作形象化。
戏委会独创宏大雄壮的露天圆形剧场，四周设围墙，全由土坯搭建，经济适用。如东不落岗村剧场，建筑费仅100银元。布景严守“经济、简易、美观、适用”四条标准。
熊、陈指导农民成立剧团，演戏给自己看。演员全是农民，可以分散在观众中，从四面八方进出场。观众环绕舞台四周，也可即时参与演出。
1934年12月2日，东不落岗剧场开幕后即举行纪念公演二日，共演新话剧十出，每天日夜两场，各村农民观众一万余人参加，真是空前的盛会。
由洋博士在定县主导的以一个县为单位的比较成功的乡村建设模式，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乡建运动中独领风骚，并“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由河北而湖南、四川，由中国而菲律宾、泰国、印度、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乡建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打破了国界的隔阂，为解决当时占世界总人口2/3的平民的饥饿、贫穷、无知和疾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作者：薛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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