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美国真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更不相信如今正在争论的中美硬脱钩。
理由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还是全球第二大的商品进口国。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商品贸易国、第二大商品出口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8年全球贸易总额为39.342万亿美元。中国第一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为4.62万亿美元，占比11.75%；美国为第二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为4.278万亿美元，占比10.87%。
老大、老二打贸易战，世界不翻天了吗？
理由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工厂，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
据海关统计，2018年我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元人民币，占进出口总值的13.7%。其中，对美出口3.16万亿元，自美进口1.02万亿元，贸易顺差2.14万亿元，扩大14.7%。
最大的工厂与最大的市场硬脱钩，全球产业链不就崩盘了吗？
理由三：中国长期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长期是中国的第一大债务国。
2018年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为1.177万亿美元，中国官方储备的外汇资产为3.134万亿美元，其中多数为美元资产。
最大的债务国与债权国剑拔弩张，世界还能安宁吗？
在全球化时代，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过，两国华丽的贸易数据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误解。拨开云雾，透过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以及两国经贸的结构性冲突。
第一、中美贸易规模大，但两国经贸级别低、合作层次浅。
经济全球化演变从最初的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入发展到信息、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进一步发展到财政、货币、国家主权、价值观、婚姻、生活的高级全球化。
美日欧已进入要素全球化阶段。欧元区达高级阶段，统一货币，协调财政，共商外交，共建国防，自由通婚。欧洲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但二战后美苏争霸加速促成了欧洲命运共同体。如今欧元区国家已不可能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很难再爆发战争。
中美经贸关系还停留在商品贸易的初级阶段，金融、技术、信息等要素交流及贸易太低，基本没有财政、婚姻等高级融合。
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是商品贸易，服务类、技术类、金融类贸易少。
虽然美国长期向中国转移普通制造技术，但是受高科技禁运限制，两国缺乏深度的科技合作。
1949年美国出台了《出口管制法》，同时主导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高科技禁运。尼克松访华后，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华逐步放松防空雷达、通信、计算机等出口管制。
但是，1999年，美国国会发布了“考克斯报告”，对华高科技出口重新收紧。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对华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清单包括核材料、材料处理技术、电子技术、海洋探测技术等10大类。
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导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中国同类产品进口中的占比连续下降，2001年时为18.3%，到了2013年竟已降至8.6%。
中国金融尚未开放，美国金融机构在华经营受限，两国处于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指出，“中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只占1.8%。与之相比的是，在同样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资产中，外资企业资产占到了30%。”
经贸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压舱石，但是中美巨额双边贸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牢靠。做出口生意的企业主便很清楚，虽然长期与美国人做生意，但是二者几乎没什么交情，订单说没就没了。
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为4.18万亿人民币；2019年这一数据便滑落到3.73万亿，下降10.7%。美国只是继欧盟、东盟之后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美国短时间难以找到这样的“世界工厂”。但是，2019年美国对中国减少了10%左右的进口额，美国国内并未出现物资紧缺或物价上涨。这说明这10%转移到其它国家或自主供应。
其实，中美这种基础不牢靠的婚姻容易被“第三者”乘虚而入。越南趁中美贸易战之机全面快速开放，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加近40%。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健全的产业网络，但是产业网络构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龙头企业迁移，相关上游供应商也随之过去，加上基础设施，一个产业网络很快形成。这些与美国做生意的人不少还是中国人，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第二、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两国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对美国长期顺差，顺差额持续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则长期赤字。
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3.16万亿元，自美进口1.02万亿元，贸易顺差2.14万亿元，扩大14.7%。若以美元计价，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3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
很多人支持贸易顺差，认为贸易顺差可赚取更多的美元。这其实是一种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其著名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二章中提出，增加我国财富的基本手段是赚取贸易差额：“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的价值要大于我们所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
其实，国际收支平衡对两国经济是最有利的。长期的、巨额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都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失衡、扭曲，国际收支失衡触发了阈值，爆发贸易战。
有人说，中国对美国长期顺差是两国比较优势的结果，两国贸易保持互补关系。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及廉价商品，与美国相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形成互补。
从贸易结构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集中在机电和轻工消费品，如机电、音响设备及其零件占到了46%，纺织原料及纺织品占10%。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集中在机械、汽车、航空、光学、医疗设备等。
但其实，如果两国长期保持互补型贸易，说明这两国间的要素长期无法流通，价格长期被扭曲。既违背经济规律，又容易引发经济失衡、贸易冲突。
怎么理解？
从贸易的起源理论来看，互补型贸易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严格前提，那就是“在一国内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在国际间不流动”。
假如中美两国的要素市场是开放的、自由化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维持不了太久。为什么？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中国劳动力会向美输出，从而压低当地工资；反过来，美国厂商也会选择在中国设厂，以降低成本。后者情况已发生，只是程度上还不够。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人口红利”。其实，人口红利并不值得骄傲。相反，长期的人口红利说明要素无法自由流通导致劳动者收入低下。久而久之，内需不振，经济增长日趋乏力。正如当下，疫情全球化叠加贸易战，贸易一旦受阻，只能依托内需，但全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内需不足，消费低迷，经济动力缺失。
很多人说，美国不会放弃中国14亿人的市场。但其实，中国14亿人只给美国带来1500多亿美元的出口，而美国3.3亿人给中国带来了4700多亿美元的出口（2018年）。主要原因是美国GDP虽只有中国的1.49倍，但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消费能力强劲。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度大于美国对中国。
所以，中美两国庞大的互补型贸易及国际收支失衡的背后，是要素市场失灵下的畸形贸易、经济结构、财富结构失衡的代价，以及经济失速、贸易冲突的潜在危险。
如果两国开放要素市场，人才、资本、科技、信息等要素价格趋同，互补型贸易量则逐渐减少，要素型贸易会增加，属地化生产则得到强化，会同时出现要素全球化扩张。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发展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时，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萨缪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两个国家发生贸易，如果要素市场自由化，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会逐渐削弱甚至消失。
两国长期维持比较优势，互补型商品贸易与日俱增，要素贸易受限受阻，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中美今天之所以走到火山口之中，是因为两国四十年的贸易之路实际上越来越偏离经济规律，最终触发两国矛盾的阈值。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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