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女孩夏溦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一度在和陌生人说话时紧张到呕吐。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向母亲求救，得到的却是拒绝和威胁。
在包子铺门口徘徊半小时后，我下定决心，捏紧手心里的零钱走上前，快速对服务员说了句：“买两个包子。”
热腾腾、软乎乎的包子拿在手里，我心想：“好顺利，挺简单的嘛。”心中平静又有些空荡。买完包子，我朝教学楼的方向走，教室里人声喧嚷，正要进去，不知为什么，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喘粗气，额头不断往外渗冷汗。
像是有一根跟过去连接的弦被切断了，我竭力克制着颤抖的身体，几乎是连滚带爬冲进公共厕所，锁上门，仿佛坍塌的积木般将身体散在又冷又脏的地面上。我将两个包子抱在怀里，蜷缩着，无声地痛哭起来。
自有记忆以来，这是20岁的我第一次独自去买需要和店员交谈才能买到的东西。这天早上，平时帮我买早餐的同学临时有事，让我去早点铺帮她带两个包子，我心里十分恐惧。
自7岁起，我一直抗拒同别人讲话，尽可能回避除非必要的社交。读大学后，也总是独来独往，鲜少参加集体活动，连去学校早点铺买早餐，也要拜托同学。
或许在周围的同学眼中，我冷漠懒惰，过着极端封闭的生活。他们不会想到，我是怎样绝望地隐瞒自己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极力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正常人”。
大一国庆长假，室友们都选择了外出。当时，智能手机未普及，也没有现在大热的各类外卖软件。为避免出门买饭时和陌生人交流，那七天，我只喝存储在宿舍的纯净水。为减少体力的消耗，多数时间我都躺在床上昏睡，后来连饥饿感也消失了，就像一具丧失了知觉的肉块。
我对挨饿的感受并不陌生。初二时，因学校离家较远，午休时间短，母亲每天早上给我五块钱，让我自行解决午餐。许多个午后，我用汗湿的手心攥住兜里的钱，饥肠辘辘地在学校附近的小餐馆门口盘桓，始终提不起勇气走进去，即使是想象自己走进餐厅跟老板点单的场景，我都会害怕得抖个不停。
整整两年，我选择戒掉午饭，最终落下伴随至今的严重胃病。胃痛来袭时，像许多银针同时刺向胃，冷热交替。疼到难以忍受时，我蹲下身缩成一团，胃像果核被裹在身体最里头，我依然可以感觉它在痛苦地颤抖。
当一直为我代劳的同学第一次拜托我，我找不到理由拒绝。并且，比起去买包子，被同学们发现我无法跟陌生人讲话更让我害怕，我只好答应了。
被迫买包子的经历虽然惨淡收尾，对于我，却意味着改变和希望。
伴随我十几年的社交恐惧症，始于1997年的那次搬家。
我从小寄宿在姥姥家，7岁时，母亲带我迁往一座陌生的南方小城定居。来到新学校，第一天上课我就陷入了恐慌，由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我根本听不清老师说什么。
开学第三天，因为没听懂要求，我做错了习题，被老师留校罚抄一百遍题目。父亲来接我放学，老师直言：“你这个孩子，恐怕智力有问题吧？”父亲面色窘迫地否认，老师依旧不依不挠，问我学生手册上的满分成绩是不是伪造的，不然怎么一转学就成傻子了。回家路上，我备感屈辱，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直掉眼泪。
同学们知道我听不懂方言，也常来捉弄我。几个女生拿出橡皮绳喊我的名字，我以为是要找我一起跳，热烈地点头，她们却大笑起来，指着我说：“摸脏她！”
我以为她们是告诉我身上哪里弄脏了，慌张地低头前后查看，在胳膊和腿上一阵乱拍，女孩们笑得愈发夸张。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别理她。一次班会课，后座同学把口水吐在手心，抹在我的后背上。我举手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问我：“你是说，他把头霉此在你身上？”
在当地的方言中，“头霉”就是口水，“此”是“涂抹”，可当时的我不明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老师不耐烦地重复一遍后，我依旧听不懂，站在座位上哭了。
见我哭，老师竟笑出了声，同学们也仿效起来，教室里充斥着快乐的笑声，我惊恐又委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概从那时起，我在学校就鲜少开口，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我站起来，明知道答案，嘴巴却说不出话。放学后，除了家人和我养的一只小白猫外，我不愿和任何人交谈。对人的恐惧从熟人蔓延到陌生人和公共空间，因为不敢去公共卫生间，我在外面不敢喝水；暴雨天没带伞也不敢伸手拦车。
二年级时，我转学到母亲教书的学校。或许因为是教师子女，即便我寡言孤僻，同学们也只是嫌弃和羡慕，不至于像之前一样欺负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后，母亲听说另一所小学下学期要调来一位名师，安排了我的第三次转学。六年级时，据说一所学校有位班主任教出了一个保送清华的儿子，她再度安排我转学……
就这样，读小学期间，我转了五次学，拥有三百多位同学，却没交到一个朋友。最后一次转学前，班主任让我跟大家告别。我依言而立迟疑许久，小声说了句“再见”。同桌男孩打量怪物般看着我：“原来你会说话，我们一直以为你是个哑巴呢。”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异常”，我内疚地认为，是因为自己没能表现得像个“正常人”，才会让别人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在家乡迷茫又惶恐地成长到19岁，我要离家上大学了。开学日期临近，我的心情却愈发沉重，我无法想象自己在千里之外如何一个人生存。
作者供图 | 读过的一所学校
在内心演练过无数遍后，一个午后，母亲坐在落地窗边的沙发上叠衣服。我小心翼翼地开口：“妈，你能不能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母亲短暂地停下动作，冷静地问我：“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我竭力让自己保持镇定，说：“其实我一直都很害怕跟人接触，大概是，社交恐惧症。”
此前，我偷偷看了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资料，我的一些症状符合书上说的“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是恐惧症中的一种，患者明知恐惧反应是过分或不合理的，却依然难以控制，并极力去回避或带着畏惧去忍耐，严重的社恐患者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一部分患者将终生与之为伴。
不想一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我决定向母亲求助。
母亲沉默着，终于开口：“你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不能改好？”她盯着我说，“我知道你从小就内向胆小，所以一直想方设法锻炼你，可你总没有长进，家里来了客人，你到现在都不会主动招呼，我对你很失望。”
她的话唤起我噩梦般的记忆。每次过年吃年夜饭，父母都会以锻炼胆量为名，要求我站起来给长辈敬茶。我不得不起立，罚站一般，身体站得僵直，端着杯子一动不动。终于，按捺不住的父亲开始催促我，我大哭，年夜饭快乐的氛围就这样毁掉了。
母亲丢开手中的衣服，骂道：“告诉你多少次了，你之所以改不掉这个性格，就是因为自己不想改，只要真的想改，你就可以改好。别扯什么心理医生，什么恐惧症，那都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病，都是神经病！”
我张开嘴想要争辩，却只能大口地喘气。母亲见我这样，更生气了，起身抓起茶几上的电话，一边翻找号码簿一边说：“你非要这样，我就干脆给你送去精神病院！正好有个亲戚在那上班，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床位！”
母亲靠着个人奋斗考上大学，走出小镇，相信努力能实现一切愿望，在精神上是绝对的强者。她理解不了，世界上也有像我一样，为敏感脆弱和负面情绪所困，却无法自救、无法求救的人。
我没再向任何人求助过。买包子事件后，我意识到：即便痛苦，但如果逼自己一把，我可以做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我开始强迫自己去商店买东西，并根据由易到难的原则，制定了一套像游戏升级似的自救计划。
首先是生存必备项目：一个人坐公交。上公交车并不困难，难的是下车。很多时候，司机为了提升效率，在到达规定站点时大声朝车内喊一句：“有下的吗？”假如无人回应，就会开车飞驰而过。
中学时代，我坐公交车去学校，可无论如何做不到在车厢大声回应，能到站下车全凭运气。假如有乘客恰好和我在同一个站点下车，向师傅吆喝一声“有下”，我就捡了个便宜；假如没有人喊，我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当时为了能喊出那句“下车”，我采取的策略是：离司机近一点。他问话时我只需以平常音量回答，不必引起更多人注意。成功回答几次后，我渐渐移动到车厢中部，提升完成的难度。
每个周末，我会随便选一辆公交，以一个陌生站点为目的地，怀着轻微的紧张与好奇心满大街闲逛，观察形形色色的路人。渐渐地，我能自由下公交车了。
接下来，我开始挑战去麦当劳点餐。最初我只敢饥肠辘辘在餐厅门口徘徊，一次因为过度紧张，我甚至反胃呕吐。
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终于推开那扇几乎要被我的目光盯穿的玻璃门。
“欢迎光临麦当劳，请问您要点什么？”漂亮的红衣女孩看着我，我的心跳猛然加快。我掐着胳膊告诫自己：“不必将他们看作真人，当成一群按程序工作的人形机器就好。”
我抬头看菜单，明晃晃的灯光下有些发懵，想点几样单品，但多说一个字也会增加折磨，我抬起颤抖的手指，指向桌面上最显眼的套餐：“就这个。”
这样的周末行程持续了大半年，购物和点单依然使我痛苦，但对人的畏惧心理像一块被细流冲洗的寒冰，正在确确实实地消融。
大二时，我选修了日语，通过交换留学考试获得了为期一年的留学机会。抵日不久，校方为留学生举办交流会，一个染着灰紫色头发的日本青年在学生中格外显眼，我忍不住偷瞄了好几眼。
自我介绍环节，学生们围拢在一起，他刚好站在我斜对面。我因为要准备发言紧张得两腿发软时，他已经开始了：“我喜欢读书、画画和看电影，不喜欢的东西，我想想……是人吧。”他微笑着抛出这句话，甚至还重复了一遍：“我不喜欢人。”
我目瞪口呆，更令我震惊的是旁人的态度。他们神情平静，像听起别人说“我不喜欢胡萝卜”一样。旁边的女生嬉笑着拍了他一下，说：“是哦，你好像是不太喜欢跟人相处。”
接着，关于他的话题自然地结束了。我既震撼又感动，原来“讨厌人”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罪过，我本不必为自己的孤僻感到羞耻。总有一天，我也想坦率地表达真实的自己。从那天起，我便这样期待着。
留日一年，我壮着胆子参加了不少交流活动，在学园祭摆摊做中国特色小吃；穿着浴衣在烟火大会上跳舞；在茶道室学习抹茶的冲泡饮用方法，竟然都意外地顺利和愉快，我的心态也从最初的能逃则逃，到平和面对甚至乐在其中。
不久后，我结识了一名相熟校友的友好家庭，认识了一对待我如亲人的日本夫妇，他们带我到处旅行，招待我去家中小住，还亲自下厨为我庆祝了22岁生日。
作者供图 | 留学时候的照片
一开始我还有些害羞和不适，慢慢地，也能做到像其他同学一样，称呼他们为“爸爸”“妈妈”了。
归国前，他们驾车送我去机场，我们在一家小小的拉面店吃告别晚餐。店里客人不多，餐桌上方吊着一盏月球造型的圆灯，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
“你呀，其实并不是平时表现出的那样，对吧？”正低头吃面，对面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
我心中一紧，抬头看见爸爸妈妈正对我笑。
“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特别活泼欢快的样子，但你其实是更安静一点的人吧？为了让周围的人满意，才经常勉强自己。”
被人看穿，我慌乱起来，难道我在不经意中表现出疏离或畏缩，被他们发现了吗？羞赧和惶恐瞬间袭来，我拼命把脑袋往碗里埋。
“我们一直都知道的，”接下来听到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只要做真正的自己就好。”眼泪掉下来，我急忙用双手捧起面碗，装作喝汤的样子。
这是多年来，第一次遇到看穿我的社交恐惧，却未因此看轻我的人。
回国后，我继续和社恐做激烈的交锋。
毕业前，我参加了学校的一场招聘会。炎热的6月，我和其他面试的学生来到一间没有空调的教室外，等待前来招聘的人员。距约定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招聘方依然没有出现。大多数学生白衬衫湿得几乎透明，女生的妆也花了。
终于，招聘方的人来了。他们走进教室，“行了，都出去吧。自觉排队，一个个进。”其中一人开口说。接着又补充道：“哦对了，你们没什么问题吧？”
不知哪根筋不对，我 “噌”地一下高举起右手，站起来用一种仿佛不是自己的口吻说：“我有问题。”
正相互推挤着向外涌的学生、忙着端茶倒水的辅导员、傲慢的招聘人员，全都停下动作看向我。“很简单，”我说，“我就想知道，今天的面试时间到底是几点？”
场面陷入尴尬。辅导员出来打圆场：“我们路上堵车，所以来得晚了一点。”
“所谓晚了一点，是指两个小时吗？这么热的天，让我们汗流浃背地傻等，却等不来一句道歉，因为是学生所以不值得尊重吗？”
蝉鸣聒噪，教室显得愈发静谧。我在无声的人群里，像个热血主角般慷慨陈词。后来，情绪无法自控，为支撑自己讲下去，我边流泪边吼叫着讲完，讲完后立刻转身狂奔逃离教室。
作者供图 | 进行招聘会的教学楼
至今我仍不明白，一向逆来顺受的自己何以在当时突然爆发，仿佛三年前，为买包子吓得哭了半小时的社恐患者消失无踪。但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社恐患者灰暗的影子一直蛰伏在我身体里：我快三十岁了，工作和旅行都喜欢单独行动，能网购绝不去实体店，能发信息就绝不打电话……但我不再会为此自卑和痛苦，我选择接受“她”也是“我”的一部分。
去年夏天，母亲从学校退休，跟着“夕阳红姐妹团”去保险公司打卡，勒令我帮她一起完成卖保险的业绩。母命难违，我只好帮着她到处找人推销。
许多次，我挂下电话总觉得恍惚。距离我大学毕业已有六年，曾听见电话铃声就害怕得将手机扔出老远的我，现在也成为了可以在电话中口若悬河的“正常人”。我想：如果我能在八十岁成为一个开朗的老太太，对我而言，就已经是终生战斗的胜利。
- END -
撰文 | 夏溦
编辑 | 刘瑞 崔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