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是理解问题的视角，但其本身不是问题所在。贫富差距是市场的副产品，只要存在自由竞争就存在贫富差距。
降低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是，杜绝人为地制造、扩大贫富差距。比如应减少人为扩大贫富差距的手段，如量化宽松、信贷配给失衡，提升中低阶层的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增加有效需求。
财政投资是一种功能财政，不惜增加财政赤字以加大财政投资提升有效需求。功能财政容易将政府演化为营利性机构，与市场争利。
在美国，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引发一波民粹运动，为了满足选民需求，美国总统都会扩张财政增加民生支出。
以2018年的联邦政府支出为例。联邦政府支出4.15万亿，比收入3.31万亿高不少。其中，医疗1.11万亿，社保9980亿，失业困难救济2970亿，联邦养老金2650亿，合起来2.67万亿，占财政总支出的65%。
今年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启动了兜底式的应灾模式。在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合计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可获得2400美元，每个孩子还可额外获得500美元。
但是，为低收入家庭兜底式的财政政策，为保障民生的财政政策，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
斯坦福大学调研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产阶级在2008年金融危机里损失惨重，大约占到了总财产的四分之一。在过去的这十年间，中产阶级财富收入在下降，低收入者的财富增长缓慢，而富人群体的财富却在增加。
瑞银和普华永道亿万富翁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已从2009年的3.4万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8.9万亿美元；而美国家庭财富中位数却停滞不前。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大型企业CEO们的薪酬现在是典型员工年平均薪酬的312倍，而2009年为200倍，1989年为58倍，1965年为20倍。
这是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财政资金的来源方式出了问题，即国库通了银库。
前段时间争议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简单理解就是“国库通银库”。这种做法，其实是违背常识的。
财政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如果入不敷出，财政可以向市场借钱，但借钱也是以税收收入为担保的，政府的信用不可能无限度透支。
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当于把包袱甩给了央行，但是央行印钱也不是无限的，也需要抵押资产做背书，更重要的是需维持货币价格稳定。
在信用货币时代，央行的抵押资产通常是黄金、国债、证券及外汇。中国央行最主要的抵押资产是外汇，占比在2013年12月峰值时达到83.29%。2020年3月，央行的外汇资产依然达到21.2万亿人民币，占比在58%。人民币的直接信用是由外汇（主要是美元）支撑的。
美元又是靠什么支撑呢？
美联储最主要的资产是美国国债。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今年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截止到今年五月初，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升至6.77万亿美元，比2019年初扩大了2.8万亿美元。其中，国债规模达3.91万亿美元，占比为57.75%。
有些人担心，美国国债规模太大，超过了财政支付能力。但是，美国国债并不是以税收收入为担保发行的，而是以美元为担保发行的。美联储是美国国债的最大的持有者，为国债兜底。
这样美元与国债之间形成一个悖论：美元以国债为抵押发行，国债又以美元为兜底发行（空对空）。
美国国债扩张的同时，美元也在扩张。美元扩张带来的低利率及直接采购国债、住房抵押债券，推高了股票、房地产等金融资产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富人的财富；金融泡沫对实体经济及消费造成挤出效应，实体经济通缩，穷人实际收入下降。如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反加剧了贫富差距，进一步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资产价格膨胀。
结果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穷人通缩：货币贬值，实际收入下降，失业降薪，消费萎缩；富人通胀：房价上涨，金融资产价格膨胀。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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