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罗素说：“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一种思维的恶习。”
一战后，美国经济呈现“非理性繁荣”。1929年，大危机爆发，并引发持续多年的大萧条。
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经济危机，但是不能接受大萧条，因为大萧条意味着市场自愈系统失灵，与均衡经济学是相违背的。
这场大危机改造了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凯恩斯、斯拉法、罗宾逊夫人等一群剑桥经济学家彻底与过去的理论决裂。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给迷茫的经济学家们以新的方向——不确定性，给恐惧的世人以救命稻草——政府救市。
凯恩斯学说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定律为立论基础，推导出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危机。凯恩斯强调通过政府财政扩张来刺激有效需求以促进经济复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凯恩斯的需求经济学终结了萨伊学说在欧洲大陆的统治。但其实，凯恩斯三大心理定律站不住，不能推导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使用永久收入假说及统计分析驳倒了凯恩斯学说。
凯恩斯成为了人类认知史（经济学）上的一个拐点，之前的经济学为确定性学说，之后的经济学为不确定性学说。
大量学者加入了凯恩斯主义阵营，研究市场失灵及经济不确定性。哈佛学派创始人张伯伦、凯恩斯主义的旗手罗宾逊夫人，分别创立了垄断竞争论、不完全竞争论理，终结了“斯密自由学说传统”。
凯恩斯的追随者斯拉法从要素流动性出发，提出“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如此需求不足、贫富差距定然撕裂社会经济。
凯恩斯主义另一位旗手萨缪尔森，使用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原理，说明市场均衡的失败。新凯恩斯主义者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判断，市场中会出现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
纳什均衡及博弈论的出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似乎是釜底抽薪式的。以囚徒困境为例，纳什均衡表明，个体理性行为导出的却是群体非理性的结果——斯密学说的破产。
从大萧条到1960年代，凯恩斯学说统治了经济学界。但是，很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人类对抗自然与市场不确定性的科学理论，相反使用了人类先祖最为原始的办法——求诸于政治强人及国家机器庇护。
灾难来临，人类是否愿意牺牲（部分）自由以换取保障与安全？
这个问题至今困扰着世人。
大萧条之际，苏联计划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与欧美世界形成鲜明对比。欧洲一批自由主义学者拥抱了苏联计划主义。同时，希特勒上台，纳粹主义与德国历史学派鼓吹国家主义。
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多线作战：
他们批判兰格的苏联计划主义，认为信息分散、价格信息缺失导致经济计算失败，进而导致计划经济失败。（《社会主义》，米塞斯）
他们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才是危机的元凶，根据商业周期理论，判断货币供应过多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及信用扩大，诱发经济危机。（《价格与生产》，哈耶克）
他们批判新古典主义，认为均衡范式在方法论上失败的，自由放任的错误思想给干预主义提供了历史机会。（《人的行为》，米塞斯）
他们批判纳粹主义与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国家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其实，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与苏联主义的计划，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上帝视角。新古典诉诸于绝对理性，凯恩斯诉诸于完美政府，计划经济诉诸于超级计算机，殊途同归——试图以“上帝之手”解决经济问题。这就不能解释，在米塞斯与兰格的大战中，新古典主义大师居然站在了兰格一边。
哈耶克将欧洲学者的笛卡尔理性主义以及干预主义批判为“致命的自负”。
经济是个体行为相互博弈的自发秩序。“上帝之手”的思维将经济视为一个权力体系，与经济规律相悖。
哈耶克继承了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自发秩序思想，从信息分散推导出经济不可预测。在他看来，不确定性是经济的常态，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完整的市场信息。
奥地利学派像金庸小说中的“逍遥派”，虽然武艺高强，但超凡脱俗。他们的态度常常是“与其告诉你做什么，不如告诉你不能做什么”（或许更接近经济学的真谛）。
大难当前，你总要给人一根救命稻草吧？
哈耶克在其《自由宪章》中反复强调：“自由是有代价的。”（《自由宪章》，哈耶克）
人性，总是依赖安全，又追逐自由！
自自由市场兴起以来，人类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似乎有增无减。当今世界，我们面临金融的脆弱性、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
人类的恐惧根本上是信仰的恐惧。你相信自由市场吗？亦或是，你相信权威政府吗？
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学没能形成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没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这让人内心的恐惧无立锥的“避难所”。
市场，是一系列不确定性契约的集合。有限责任制度、杠杆交易制度、期货制度、股票交易制度等市场制度激励个人行为的同时也在释放风险，诱发不确定性。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忽略了制度建设。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人的行为非理性，人们必须在危机爆发之前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以约束人们在危机时受恐惧驱使的非理性行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
图：经济绩效与制度自由度，来源：智本社
市场的不确定性，源自市场制度的自由度边界。
诺斯没有定义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他只是说有效的经济制度是交易费用低的制度。制度的自由度分为确定性、不确定性与风险。
确定性，类似于塔勒布《黑天鹅》中的“平均斯坦”，即受到集体事件、常规事件、已知事件和已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不确定性，则是“极端斯坦”，受到单个事件、意外事件、未知事件和未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黑天鹅》，塔勒布）
风险与不确定性如何区分？
我这里使用富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的观点：风险是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是可用概率可估计的可靠性，不确定性则没有概率评估支撑。（《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富兰克·奈特）
比如，购买谷歌股票属于风险行为（市值支撑，可评估风险），俄罗斯转轮则属于不确定性。
确定性的制度和不确定性的制度，都趋向于无效益。市场制度自由度处于“风险”级别，经济效益最大化。
过去的农业计划经济制度市场自由度几乎为零，扼杀了不确定性，也扼杀了创造性，经济效益极低。这种社会最终崩盘于无效率。
次级贷款制度、交易杠杆制度将制度的自由度从风险级别向不确定性方向扩张。当风险投资完全演变为“赌博投机”，这种市场崩盘于非理性。将制度自由度拉回到风险风险级别，旨在抑制人的非理性。
在不确定性的制度中，反身性、叙述谬误、幸存者偏差等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的非理性，将扩大风险敞口，直至失控。
负油价与倒牛奶、负利率本质是一样的，供给端的极端过剩补贴需求端。这是人为创造的不确定性制度（失控的央行制度、石油寡头垄断）的恶果。
事实上，当今多数经济危机，均是人为创造的“不确定性”制度的后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失控的央行、土地垄断、高杠杆交易、负利率政策、房地产货币化、全球化下的法定货币及民族国家制度，推高交易费用，阻碍要素流通，增加经济杠杆率，诱发经济危机。
我们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曾经是经济学家中的首富，他以自身的经历总结了“债务螺旋”理论，深入了大萧条的本质。（《繁荣与萧条》，欧文·费雪）
费雪告诉我们，危机本质是债务危机，构筑债务护城河，将资产负债表拉回到可控风险级别，才能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
面对全球化的脆弱性，我们应该退回到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界限之内吗？
在全球化时代，封闭的民族国家属于确定性的低效制度，开放的民族国家属于不确定性的低效制度。唯有从民族国家转变为全球化契约国家，才能在全球化风险与收益中找到平衡。
以制度的方式，将不确定性拉回到风险级别。正如沃尔克法则将混业金融拉回到风险（相对）可控级别。
所谓“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本事》，基兰·弗拉纳根），其实是找到我们心中的信仰（信念）——技术、市场、人文主义、全球化契约国家及科学治理。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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