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击溃了欧洲人的千年幻觉。在死亡与恐慌的笼罩下，宗教成了人们唯一的“避难所”。最初，教会告诉黑死病患者，这是天神下降的责罚。
患病信徒日日祷告，反复鞭笞自己的身体，并周游各地成为行者，试图减轻罪责。
疫情继续无情地肆虐，教会又将黑死病嫁祸给恶魔、女巫以及犹太人，以转移矛盾。另一边，教会大量出售护身符、基督像敛财，连香水与醋都被一抢而空。
最终，红衣教主及神职人员也被瘟疫收走了。
信徒们开始动摇了，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走出教会医院试图寻求解救之法。这场惨绝人寰的灾害，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潘多拉魔盒。（详见《瘟疫战争（世界篇）》）
黑死病导致大量农奴死亡，土地荒芜，冲击了城邦经济。城邦领主不得不向农奴妥协，将土地出租，过去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市场化的契约关系。
过去，政治力量的根本问题是以控制人的自由来换取稳定。黑死病过后，对人的禁锢逐渐开放。16世纪，宗教改革加速了人的解放及思想启蒙。自由的农民、流民、商贩、海盗在城邦周边、港口附近兴建起了集市与小城镇。
十五六世纪，由于货币的统一及普及，欧洲国家以货币纳税替代劳役，像中国一样形成了一只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这时欧洲的中央集权国家快速形成。
但是，欧洲各国的中央集权势力很弱。为了发动吞并战争（意大利战争），各大领主不得不向小领主、城镇商人举债，催生了共同债券市场（《价值的起源》，威廉·N.戈兹曼）。中国的政治势力强大，财政以税收为主体。欧洲国家政府的征税能力不足，其财政以债券为主体。
16世纪，欧洲各国都面临财政危机，不同的融资方式决定这些国家的不同命运。荷兰、英国王室的征税权受限，只能靠鼓励商业以获得更多借贷与税收。西班牙与法国王室则相反。
在当时，债券型财政国家比税收型财政国家更有机会转型成为现代法治国家。
16世纪开始，人类开始逐步走向边际递增时代。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开启了首次全球化。这时，人类应对自然力的挑战越来越强。
所谓“天不生牛顿，万古如长夜”，牛顿开启的近代科学，是对抗自然力的关键力量。
自然科学建立在实验与逻辑推理之上，发现自然物质的形态、属性与运动规律，并加以利用。
到目前为止，科学是人类对抗自然力唯一可靠的利器。
除了近代科学，宗教、人文及社会科学，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牛顿的宇宙观改变了宗教历史。宗教改革后，天启宗教转向以自然神论为核心的自然宗教。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有他的规律。
政治不再是唯一可靠的力量，政治力量摆脱了神权统治，政教国家正在向民族法治国家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科学技术与制度变迁概括为社会进步的两大力量。好的制度及人文环境，有助于孕育科技创新，同时防止技术作恶。
近代科学、法治国家之外，对抗自然力的第三大支柱应该是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取代了之前的农业计划经济。自由市场彻底改变了农业时代的“千年停滞”，创造了无数财富。
与农业计划经济相比，自由市场的力量在哪里？
十六七世纪，国际贸易给西班牙、荷兰等贸易国带来巨额财富。当时的重商主义代表托马斯·孟认为，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财富的增加。
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旺盛的国际贸易改变了供给模式，刺激了劳动分工及工业生产方式变革。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与自由交易是财富之源。
很可惜的是，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斯密没有将技术这一个关键要素纳入增长函数之中。后来，李嘉图、马尔萨斯、小穆勒没能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触碰到技术的增长之阀，同时痴迷于自由市场。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进入了均衡时代。瓦尔拉斯、马歇尔等新古典主义者利用完美的市场均衡范式来解释经济增长——否定一切不确定性，彻底忽略了人、工程师及企业家的因素。
与英国相比，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逻辑更加深入经济本质。
让·巴蒂斯特·萨伊使用主观价值论（有别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供给是财富之源，即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斯密的追随者巴斯夏综合了萨伊、杜尔阁的观点，将自由市场解释为自发秩序，有别于农耕计划经济的人为秩序。自发秩序的力量在于解放了人类，是符合规律与人性的秩序。
从16世纪开始，人的解放，释放了无穷的创造力，近代科学、法治国家以及自由市场彻底改变了人类史，似乎击溃了一切来自然界的威胁。
但是，解放的人类，本身也是一种不确定性。
20世纪初，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已登峰造极。
1900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开尔文男爵）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说，物理大厦已经落成，物理学已经相当完美、成熟，所剩只是一些修饰工作——“只剩两朵乌云”。
后来，这两朵“乌云”延伸的微观物理击溃了经典物理大厦。物理学再次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大多数学科开始从过去宏观的、均衡的、低维度的范式，转向微观的、非均衡的、高维度的及不确定性的方向。
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灾难将欧洲的财富洗劫一空，震撼了欧洲学者。剑桥大学的一群年轻师生开始怀疑其导师马歇尔、庇古所传授的均衡经济学及其所解释的完美世界的自洽逻辑。
当欧洲多数国家被拖入战争泥潭时，一场西班牙大流感突袭而来。短短一年多时间，全球10亿人被感染（当时世界人口只有17亿），数千万人殒命，死亡人数超过了一战。各国无力征兵作战，只能提早结束战争。
西班牙大流感警告人类自然力的威胁一直都在。当人类放慢技术创新的脚步之时，当各国自相残杀之际，病毒便赶上脚步迅速偷袭。
当今世界进入技术周期底部、金融周期顶部以及国际秩序崩溃边缘，新冠疫情突袭我们，顺手刺破了全球资产泡沫，击穿了油价，正在击溃全球化秩序，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人类用自由市场之力抗击自然之力的不确定性，但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反噬人类。当前，自然之力的不确定性，还与市场的不确定性深度纠缠，令世人焦虑不安。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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