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全球化秩序，始于二战后，八九十年代快速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崩溃。中美贸易战是全球化秩序矛盾的焦点，新冠疫情或许是压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维持了70多年的全球化秩序，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维系，是人类大规模协作的丰碑，给世界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比如，承认民族自决权，结束了殖民统治。《联合国宪章》将“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确立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不过，维持这一全球化秩序的压舱石是贸易全球化（注意：本文讨论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指全球化经贸秩序及国际货币体系）。
朝贡体系、政治联姻、军事同盟均无法持续维系国家关系，唯有网络密布的经贸关系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国公司三股势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贸易规模迅速膨胀。
如今，经贸这块压舱石如此厚重，全球化秩序为何依然岌岌可危？
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两大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贸易全球化与法定货币之矛盾
当今贸易全球化秩序是以美元为基石的秩序。但是，这一秩序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特里芬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定然需要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如此会导致美国长期逆差；长期逆差又难以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简单来说，美国无法同时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欧洲国家抓住这一弱点，用大量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导致美国黄金亏空，爆发美元贬值危机。最终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国际汇率动荡不安，重创全球化秩序。
后来，世界进入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时代，美元无需咬紧并刚兑黄金，美联储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但是，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
在出口美元与出口商品间，美国选择出口美元。最近40年，美国保持相对强势，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本土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由于美元不再是刚性兑付，他国无法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直接兑换黄金导致美元贬值。
但是，实体产业空心化会慢慢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为了维持美元的信用，美国不得不在军事、金融、国际政治及公共用品建设上持续增加筹码。如此，美国政府发行大规模的国债，他国用美元购买其国债，将美元回流到美国本土。
但是，大规模的国债其实是在透支国家信用，最终亦无法支撑美元。所以，如今的全球化秩序依然无法逃脱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定然因“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而且，目前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替代方案。
这体现了贸易全球化与货币主权化之间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如鲠在喉，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内在动因。
二、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之矛盾
现行的全球化秩序中，还存在一组尖锐的矛盾：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
资本是天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者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资本为逐利而生，无国界；但劳动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然后才是劳动者（经济人），而且是有国籍的劳动者。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自由度差异形成了一道财富裂痕：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获取利润。但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等限制，无法在全球自由流动。
比如，美国的企业因本土工资高，将资本、设备、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中国，然后赚取利润。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却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国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赚取高工资；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也无法到中国来就业，只能处于失业状态。
一旦这个国家的产业及工厂都迁移到海外，而这些工人又无法到他国就业，那么他们将面临失业。工人重新培训再就业的门槛往往很高，转业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流通。
反过来，埃克森美孚、苹果、摩根大通、高盛等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利丰厚。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推测：“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2】（《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
如今全球贸易基本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有人感叹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其实，长期维持一种比较优势是有问题的，说明这两个国家存在限制要素流通的因素。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前提是两国之间要素不流通。中国一直维持低薪酬，说明工人无法自由流通到国外谋取高薪酬。诚然资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中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是，劳动力的限制性流通，极大地扭曲了两国的工资价格。
这两组矛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两组矛盾共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即华尔街纸醉金迷与铁锈地带芳草萋萋。
特里芬难题和资本全球化，有利于美国金融产业发展。跨国公司在美国享受廉价的美元，在中国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享受各国低廉友好的资本税。
而特里芬难题和劳动本土化，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工人失业及中产阶级萎缩。美国的贫富差距正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迅速扩大。
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了大约30%，美国制造业中产受到沉重的打击。
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国生产率在提高了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12.4%的增长。
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世界银行绘制的“大象曲线”说明，过去四十年，银行家、跨国公司股东等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富人，其财富迅速增加，而原全球财富占比10-25%的中产则快速萎缩。
可见，这种全球化秩序是一个高美元、高赤字、高债务、结构失衡、贫富悬殊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获益者是建制派、华尔街及跨国公司，受害者是美国制造界、蓝领工人及中产家庭。它体现了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这一秩序最终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机。
美联储长期以“不对称操作”为金融界输送美元，持续积累金融风险。小布什政府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让中产阶级及蓝领家庭能够买得起房，鼓励次级贷款，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基辛格说：“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1】（世界秩序，基辛格）
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美国蓝领工人试图借助选票政治来改变生活处境。底层民众呼吁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开始颠覆过去的全球化秩序。
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推动医保改革，来改善低收入者的处境。特朗普的做法比奥巴马极端得多，他一边扩大转移支付，另一边试图彻底打破原有的全球化秩序。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说：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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