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显示，13个省市的基建投资项目金额达34万亿。其中，老基建和新基建分别有多少？
国泰君安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在总投资规模为17.6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铁公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隧道等）是大头，约7.1万亿元，占比接近41%。
规模排在第二位的是房地产、土储相关的，包括广场、公寓、棚改、危房改造、保障房、土地储备等，约3.4万亿，占比20%左右。
而新基建（信息网络建设、光电、充电桩、生物质能、智慧城市、科技等）不足1000亿，占比只有0.5%。
类新基建项目，如轨道交通、园区开发、垃圾发电等，在PPP项目库中大约为2.6万亿，占比14.7%左右。二者加总占比不过15%左右。
所以，不少经济学家意识到铁公基投资的低效、过剩，呼吁加大新基建的投入。中国的基建到底是否过剩？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是有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一是投资回报率。
截止2017年末，单位基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由2004年的9.30降至2017年的4.69，缩减幅度近50%。（中信证券研究部）
牛津大学对中国1984-2008年间的95个公路和铁路项目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55%的项目成本收益率低于1。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项目投资是无经济效益的。
二是政府负债率。
超前投资、低效投资未必不可，但必须撑得住、还得起。长期大量低效的基建投资，定然导致政府负债率高企。
目前，中国整体政府债务（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占GDP的比重约60%，若加上城投平台的负债，其实并不低。
为什么明知“铁公基”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依然大规模投入？
为什么宁愿一年反复挖路十次也不多建一所中学？
这或许是搭便车问题。
在公共用品领域，市场是无效率的，但政府的效率未必也高，因为搭便车的存在。
搭便车，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于1965年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来的。
他说：“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成员都从中受益，那些没有分担行动成本者搭便车成为最优策略，于是理性、自利者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
搭便车，是一种“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简单理解就是，薅社会主义羊毛。
有个例子很经典：三个酒友约定，每次一起喝酒，每个人都从家中带来一瓶酒，之后混在一起共饮用。
混在一起的酒就变成了“公共用品”，结果怎样呢？
下次喝酒，每个人都带了一瓶水，然后混在一起。干杯入口后，三人都愣了。但他们仍然像唱着美酒一样，装着一副沉醉的表情，直到把水全部喝完。
出于搭便车动机，每个人都会打小算盘，隐瞒消费偏好，制造信息不对称，然后用最小的代价薅更多公家的羊毛。
公共用品缺乏一种像市场机制那样自动显示个人真实偏好的“显示机制”，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说实话难题”。
比如，多缴纳税收无法多享受公共用品，那么人们就可能虚报、少报征税数额。同时，都希望少缴纳税收，多享受公共用品，如基础设施。如此，在搭便车的动机驱使下，自然更倾向于支持基建投资。
所以，即便人人心知肚明，知道喝得是白开水，知道低效基建由全民买单，但没人会说出“皇帝的新装”，最终就造成“喝白水”的悲剧。
这种悲剧又被称为公地悲剧，或叫“哈丁悲剧”。
公地悲剧，最早是由古典主义先驱大卫·休谟在1740年发现的一种现象。1968年，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张维迎教授将其翻译为“公共地悲剧”。
哈丁举例说，在一块公共草地上，每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来实现个人收入最大化。尽管每个牧民都知道，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可能被过度放牧，导致养牛收益下降，甚至所有牛都会饿死，但是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比如，我在《新冠疫情刺破全球货币泡沫？》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央行都不阻止货币滥发？
全球货币市场，其实是一个“公地悲剧”。
最开始，美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货币由商业银行私人发行。但是，由于商业银行频频倒闭，金融风险巨大、交易费用奇高。银行家和政治家协商成立美联储，将货币发行权统一到中央银行。
货币发行权和美联储就成了一种公共用品。这一公共用品的天职，就是维持币值稳定，降低交易费用。
但是，这种利益巨大的公共用品，几乎所有人都对其产生搭便车动机，试图从货币“放水”中薅到羊毛。
约翰逊、尼克松、里根、老布什、特朗普都在谋求大选连任时，给美联储施压，希望下调利率、增加就业，以获得更多政治选票。
联储银行搭便车似乎“名正言顺”，因为他们是美联储的股东，当时美联储成立的目的就是给为联储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
金融家、企业家、投资者、购房者，甚至普通白领、工人，都希望央行“放水”，以图股票上涨，房价上涨，贷款更易，利息更低，收入更高。
美联储主席，搭便车吗？
美联储主席是“司机”，其决策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遵循“学者原则”。去年，沃尔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四位前美联储主席发表署名公开信力挺鲍威尔，希望其不受特朗普的政治压力，保持独立行动。
但是，当所有人都产生搭便车的动机时，美联储主席这个司机就不好当了。降息皆大欢喜，自己也少一点麻烦，从格林斯潘开始，美联储都采取降多升少的“不对称操作”。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搭便车行为。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持续扩张货币是一条不归之路，货币发放越多，货币越不值钱，甚至最终可能一文不值，但没有人会站出来阻止这一悲剧。
当然，这不是美联储一家的问题，全球货币市场正在沦为公地悲剧。
基建投资，也是同理。
从政府的角度，大规模的“铁公基”投入可以获得更多的行政资源和经济收益。投资新基建固然前景可期，但周期长、风险大，与当前的执政周期和政绩考核不匹配。
政府不担心债务问题吗？
由于商业银行的国有属性，政府融资成本低，大规模的低效固定投资未必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但可能增加通胀风险和金融风险。
民众不担心金融风险吗？
民众也会产生搭便车动机。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可以刺激经济短期增长，几乎每个人都希望从中获利，至少损失更少，不因经济下行而失业、降薪、破产。
新基建、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等公共用品的投入，对经济直接刺激不如铁公基、产业投资明显。前者是放水养鱼，后者是下河抓鱼。搭哪一辆便车，答案很明显。
投资者借“新基建”概念热炒TMT（电信、媒体和科技）薅羊毛，并非真正关心新基建。
相信，没有人希望新基建沦为公地悲剧，但人人都在便车之上。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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