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有一个非常本源的问题：是否应该设立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是依靠计划还是市场？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不支持设立经济增长目标。他们认为，GDP增长还是衰退，是技术创新、市场交换以及无数企业及企业家、工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的组织及个人都无法决定。
历年来，我们国家经济政策一大特点是设置经济目标，我们会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设立一系列经济增长目标。
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特朗普可能会在竞选中向选民承诺经济增长率目标，但是，不大可能向国会递交经济增长计划及目标。毕竟，美国经济增长不是联邦政府及总统说了算。
哈耶克将这一主张极端化为“国家的无目标性”，即现代政府“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
哈耶克认为，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不需要设立经济增长率等具体目标，只要建立公平的抽象规则，即“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
“国家的无目标性”源自信息分散、不可知论和自发秩序理论。整个市场的信息是分散的，资源也是分散的，这些信息和资源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自发组合在一起的。
管理国民经济与管理公司不同。公司需要设立经营目标，负责人可以按照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方式调动资源，激励员工达成目标。但是，国民经济增长无法按计划行事，只能交给分散而有序的市场。
在哈耶克看来，政府在庞大的经济系统面前也是无知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政府都无法掌控所有信息，制定合理的经济目标，也无法掌控和调动所有资源按计划生产。当年，米塞斯和哈耶克以信息分散和经济核算，批判兰格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主张。
与哈耶克相对的是，凯恩斯强调政府应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及干预政策，尤其在经济衰退时。
其实，哈耶克的主张是对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不符合哈耶克“国家的无目的性”的条件。哈耶克的理论在自由市场中是成立的，自由市场的信息分散、资源分散，市场通过自发秩序形成，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市场定目标、做计划。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转轨型国家”。转轨型国家与自由市场最大的区别是，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政府对经济信息及资源的掌控力很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释放更多资源。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技术外溢红利及全球化市场等，但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是政策驱动型，而不是市场驱动型。或者说，政府政策驱动市场。
在转轨型国家，政府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有政府打开资源闸门，市场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政府不批这块土地，这块土地资源就很难增值，无法盖工厂、建办公大楼；如果政府不放开价格管制，商品经济很难兴旺，外资及技术难以进入国内市场；如果政府不破除行政垄断，私人资本则无法进入该领域投资。
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特点叫“文件经济”。政策一出来，试验区成立，市场被解封，准入门槛降低，企业、社会资本开始进入，然后经济开始增长。
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是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及经营许可权等。过去四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也是政府资源对外释放、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官僚激励体系。
2008年，为答谢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科斯组织的中国改革问题研讨会，张五常撰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
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机制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张五常利用他的合约理论解释县际竞争机制。在他看来，县际竞争机制的核心在土地的利用上，尤其是土地使用权（非所有权）的自由转让上。
在改革开放初期，张五常曾借鉴英国及中国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建议中国高层以土地使用权转让来打开土地改革的突破口。
土地资源松绑，市场才可能兴起。张五常认为，城市土地使用权能够自由转让，市场就可以运行。使用权的转让关系体现在承包制上，县与上级部门之间是承包制，县与域内企业之间是承包关系，而承包关系中“分成合约”对官员、企业家、外资都有较大的激励作用。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财政包干制，官员以经济指标为政绩考核，各级政府努力招商引资，批租土地，兴建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想办法提高当地的财政税收和经济效益。
这就是我们说的唯GDP论。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夸大唯GDP论、县际竞争机制及政府的作用，但有一点必须认识的是，县际竞争机制下的GDP政绩考核，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政府手上掌控的资源和权力。更多的原本政府控制的土地兴建了产业园区，更多的垄断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更多的外资及技术引入中国。
以GDP考核、财政包干制为主体的官僚激励体系，是释放资源，解除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市场兴起的重要动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经济计划时期到转轨经济时期，再到市场经济时期，资源集中度不断下降，目标考核也在发生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了大部分资源，政府需要非常全面而详细的经济计划和目标。
在转轨经济时期，经济目标的作用是倒逼改革，释放市场资源。GDP考核和财政包干制倒逼各级政府相互竞争，将各类资源及权力下放给市场，把舞台重新交给市场，让企业及企业家各显神通。
这个逻辑是：先激励官员，释放市场资源，然后有可能激励企业家及科学家。
到了转轨经济后期，经济目标逐步转弱，国家治理目标不断强化，主要包括法治体系建设、公共用品提供等。
只有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时期，国家才能推行哈耶克主张的“国家的无目标性”。政府只需要维持公正的营商环境，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处理。事实上，此时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政府掌控力度有限，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既无力又无效。
前些年，中国媒体批判唯GDP论（唯GDP论确实有问题），试图降低GDP考核压力。但若GDP长效考核机制被打破，又无法建立更加科学的官僚激励机制，这无疑不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破除资源垄断及保持经济增长。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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