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还妄图沦为其侵略亚洲“以战养战”的资源供给地。
为此，为了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对中国抗战经济的破坏，日本当局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假钞为重要手段的货币战，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和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
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下令军统局与美、英钞票公司合作，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印制设备，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日夜精心制作。
【民国时期的货币改革】
近代军阀割据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货币不能统一。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4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
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在金融方面准备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甚至公开声称不惜以任何方式彻底阻止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此举“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实现”。
于是，当中国政府要求各国在华银行交售白银以换取法币时，日本断然拒绝，并指示浪人大规模走私白银。
1935年华北地区每月偷运白银高达400多万元银元。1935年1月至9月，由上海走私到日本的白银有1.44亿余日元。
日本制定并抛出的《华北金融紧急防止措施要项》，明确严禁法币在华北地区流通。
法币的行使流通，使中国政府总揽货币的发行和回笼，稳定并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也使中国方面能最大幅度地掌握现金和集中贵重金属白银等，以作为从国际市场购买军火之用，这对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十分有利的。
法币有广泛的基础，在经济发达的华中、华北地区，又是法币集中流行的区域。至1937年6月所发行的14亿法币中，有4亿流通于华北，8亿流通于华中。因而法币成为日伪在沦陷区确立金融统制、推行伪钞和日本军用票的障碍。
正因为此，日本在无法阻止中国币制改革又感到中国的抗日准备正逐渐显示其成效时，便先下手为强，在中国币制改革后不久就对华发动全面侵略。
【日本“伪钞战”？】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先后设立了４个大型伪银行，发行伪纸币，抢占沦陷区市场，以适应其政治、军事侵略的需要。
例如，在东北，伪满洲中央银行币迅速占领了东北的货币市场，取得了侵华战争中较巩固的货币阵地。在华中、华南，日军肆无忌惮地采取了货币进攻战术，步步加紧渗透。
如在山东，严禁使用和保存根据地货币，发现携带北海银行纸币超过５元者就抓去枪毙。
同时日伪还用高压政策，搜刮沦陷区法币，在上海等地套取法币的外汇。
此外，日伪于１９３９年５月，利用汉奸先后在沪建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两行均以法币大量吸收外汇，致使中国经济遭受惨重损失，连蒋介石也痛心地说：“过去在上海办理外汇的方法，不但于我们中国商民无益，而且替敌伪维持了其金融生命，实在给敌人以操纵之柄，来摧毁我们抗战的经济。”
1941年6月，日伪印制大批假冀钞，面额有5角、1元、5元、10元4种，由汉奸或奸商携入根据地内，以100比30--40元不等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此类案件数起。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
晋冀鲁豫边区发现的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余处。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又印制了6000万假冀钞向晋冀鲁豫边区大量倾销。
在冀南大名以南地区，一段时期70%以上流通的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
这些假抗币，或用来骗兑真抗币，或用来高价抢购粮食和其他物资。山西日伪军就用假抗币收购了大量的小麦。
日本印制假币的工作开始由一个名叫山本宪藏的人负责，这人是个中国通。他同日本国内的“造币专家”井上源，伪造了大量中国农民银行的低面值假币，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物资。
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山本和井上源发现了制造法币的机器。在香港，他们查获了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一批10元面额的纸币和印钞机。
1942年，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亿元法币半成品。日本购得这批半成品后，终于掌握了法币印刷的全部秘密。
从1939年到1945年，日本共制造假法币40亿元之多。
【民国政府反制？】
国民党政府为了与日本假币对抗，采取了多种措施。
第一，为了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币制改革。
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４日，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３家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为法币，在全国流通。这种新的货币，在华东、华中、华北都占有主导地位，使日伪推行金融渗透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
当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国统区严禁使用敌伪货币，在战区推行地方银行纸币；另一方面极力将法币渗入沦陷区流通，并用法币来联络沦陷区人民的感情，以削弱日伪货币的地盘。
日伪迫于法币的价值和信誉，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对华东、华中法币的驱逐，转而利用法币，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钓饵，侵蚀法币市场，扩大伪币阵地。
针对此种情况，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日伪搜刮法币和套取外汇，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公布了《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这样，中央、中国、交通３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日伪妄图使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彻底破产。
第二，最重要的是对法币进行改版，并不等日本的假币发挥功效，就开始进入通货膨胀阶段。
在保护法币和经济的同时，国民政府还采取“以假对假”策略，即与美英造币公司合作，制造假币。
1942年1月，戴笠向蒋介石建议说，“我们也应该主动出击，仿造敌人在沦陷区使用的流通货币，去沦陷区购买物资，以牙还牙。”蒋介石征询了英美方面的态度后，采纳了戴笠的意见。
经宋子文的接洽，美国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印刷厂，在对敌伪钞票进行鉴定后，开始仿制。
1943年春，重庆中国银行收到美国印制的第一批伪政权钞票，共计46包。蒋介石下令将其暂时存放在中国银行，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拨付使用。这些假伪钞，在蒋介石等人的口中，都被称为“特券”。
特券有5元面值的，也有10元面值的，总数在几千万元。除此之外，军统局为求时效，也在重庆建立了制造日本假币的造币厂，自印假钞运沦陷区使用。
“当时戴笠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
此后，深入敌占区抢购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据《戴笠其人》）
这些假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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