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的军营医院，病房内住满感染西班牙流感的军人
1918年7月，保罗·刘易斯以海军少校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为一名长期以实验室为“战场”的医学科学家，比起其他的“少校”们，刘易斯显得紧张、局促，似乎与铿锵的军旅生活格格不入。
彼时，一艘英国船上的部分船员，因为患了未知的疾病，被救护车从一个已被封锁的码头，送往费城的一家医院隔离起来。
在隔离中，很多船员死去了。刘易斯在对这些尸体的解剖和研究中发现，他们的肺部看上去，与那些死于毒气或肺鼠疫的人类似，但死因具体是什么，不得而知。在处理过这部分死者之后，这个未知的疾病看起来也没有再次传播，一切似乎归于平静。
但两个月后，属于刘易斯的“战场”，真正到来了。
“爆炸”
1918年9月中旬，刘易斯被随军的临床医生们找来，请他解释出现在一些水兵身上的可怕病症。
在医院的院子里，刘易斯看到，很多水兵浑身是血，但这些血并不是战场带来的外伤导致的，而是大量的鼻血、咳血，一些士兵的耳朵甚至也在出血。
咳嗽声此起彼伏。一些因为此病去世的士兵，其尸体解剖表明，生前不停歇的咳嗽直接导致了腹肌和肋软骨的撕裂，剧烈程度可见一斑。
更多苟延残喘的患者，则表示浑身剧痛，仿佛骨头都被痛断了。而整个身体的“司令部”—头部，又“好像有人在眼睛后方拼命将一根楔子敲进脑袋似的”。
不断被病痛“敲击”的脑袋，不堪重负。重疾者开始发烧、说起胡话、行为古怪，再意识模糊地在呕吐、疼痛中循环往复，直到油尽灯枯。
一些患病水兵的皮肤颜色也出现了异常：有些人的唇边或指尖发青，有些人甚至浑身发黑，仿佛浑身血液都被剥离了血管涌入皮肤，以至于当他们在折磨中逝去时，旁人根本无法分辨出他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看上去都是恐怖的黑色。
站在满是患者的院子中，刘易斯第一次感到冷汗直流—无论这未知的疾病“炸弹”来自哪里，已知的是，它已不仅仅是“落下”，而是“爆炸”般地蔓延开来了。
他试图回想引爆“炸弹”的那条火线。9月7日，来自波士顿的300名水手抵达费城海军码头。4天后，就有19名费城水兵被送往医院。尽管他们及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被立即隔离起来了，但第二天，又有87名水兵被送到医院。又两天，600名相同症状的病人也到了医院。医院没有空床位了，医务人员也开始病倒。
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刘易斯向切尔西海军医院的海军少校—同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医学科学家罗西瑙及费城的海军基地发出传染病警告，并通过费城当地的医生，提醒政府关注平民间暴发流感的可能性。
但还是太迟了。
刘易斯和其他医生们的建议被旁置了。费城公共卫生和慈善部门负责人克鲁森局长固执自负，面对提醒，公然否认流感会对城市造成任何威胁，不屑于安排应急措施、储备供给，也没有列编医务人员，更没有告知平民传染病危机—在他的理解中，城市眼下安然无恙，可怕的流感只会存在于看似遥远的海军基地。
但事实上，因为感染人数的激增，海军基地的医疗资源饱和，海军方面将数百名重症的水兵送往费城的市民医院。患病的水兵和市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开始在海军基地和市区之间往来穿梭，病毒也随着人的流动开始“自由穿行”。同时，随着费城当地的医疗资源逐渐饱和，更多的重症患者又携带着传染性极强的病毒，被送往全国各地的临近医院……
更致命的是，就在1918年9月28日，美国费城举行了这座城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这次游行，是为了促进政府公债的销售。
事关个人利益，道路两旁，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挤在游行线路上，推来搡去，都想站到第一排。乐队、童子军、妇女后备队、水兵、水手和士兵等几千人组成的真正游行队伍，也足足排满了3公里。
而在游行前一天的9月27日，费城的医院接收了200多名流感患者。这其中，123名是未曾到过海军基地的平民。
致命的流感潜伏期为24～72小时，密集的大型集会过后，傲慢的负责人克鲁森不得不发布了一份严峻的声明：“现在，平民中出现了流感，表现出的类型同在海军基地发现的一样。”
流感“炸弹”从“遥远的”海军基地走进了市区，病毒炸裂，死神举起了屠刀。
双重死亡
这次后来被称作“西班牙大流感”的瘟疫，到此时，已经是集中暴发的第二波，也是它“致命三波”中最为强劲、致死率最高的一波。
到了1918年10月，在美国整个流感大流行中最致命的这一个月里，仅是在费城，一周內就有4597人死亡。
据估算，当时175万人口的费城，大约50万人患病，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病人。人们尽可能回避和他人的接触及谈话，道路上也没有一辆车。1800名电话局员工因为横扫城市的流感疫情不能上班，日常的电话线路被切断，人们只能拨打日渐拥堵的紧急电话。学校、酒吧等公共场所全部关闭了，城市死寂一片。
更困难、可怖的是，如何处理那些死去的人。
“尸体堆在殡仪馆，占据了每一寸空地，并向住宅蔓延。一辆敞篷卡车穿越小区，沿路收集那些尸体。车上已经无处可放，一点空间都不剩了。有时他们还用四轮马车来收集尸体……”死亡人数太多，来不及为每个亡灵打造一口棺材，死者被直接掩埋在地下，称为“种植”。
许多公共建筑也开始不得不作为临时停尸房来存放死者，以便进行“妥当”的告别仪式。在宾夕法尼亚州，人们把尸体陈列在西匹兹顿高中的窗户上，这样亲人们就可以在“安全的距离”表达他们的悼念。
比恐怖的死亡数字更令人心惊的，是流感死者的年龄构成。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按常理来看，年轻人应该比老人、儿童体格更健壮，免疫系统更强大。但这一次，他们死得又快又惨烈。大流感横行的时间长达两年多，但2/3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不到6个月内，就纷纷去世了。
西班牙既不是流感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更不是大流感的发源地。
这次大流感为何横扫了健康基础良好的年轻人？大多数研究者将这次致命的“青年危机”归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西班牙大流感”暴发之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鏖战之时。若是在平民生活中，病情严重的患者会因病痛呆在家中，家庭中感染较轻微的成员继续外出活动、补给生活物资。这样，优先传播的便往往是较为轻度的病毒。
但在战区这一特殊的人员密集场域，传播的方式完全变了：病情较轻的士兵留在战壕中休息，寻求自愈;感染严重的重症士兵，则要乘坐拥挤的、充满病毒的火车，被送往更加拥挤的后方医院—在那里，各式因世界大战的化学武器伤害、因战争外伤正在休养的伤员，又成了传播流感病毒的“绝佳场所”。并且，军队中，又几乎集中了这个国家最为健康的一群年轻人，由于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加之流感病毒的“浓度”日益增加，感染流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杰出的神经外科手术技术革新家—一位同样年轻、聪颖，且体格强壮的外科医生库辛（Harvey Cushing），也被这次的流感病毒击倒，重病不起数月，并终生未能从流感引起的并发症中恢复过来。他称，这些流感的受害者、甚至整个被流感侵袭着的社会，是在经历着“双重死亡”—因为这数字庞大的死亡人群如此年轻，本该拥有无数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被西班牙公开的大流感
事实上，将这一惨痛的流感称为“西班牙大流感”是不负责任的。命名为“西班牙大流感”也是一场哭笑不得的误会。
病毒横行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投身战争，即便明知大流感的橫行程度，为了政客和官员眼中的“胜利”，担心在战争期间充分披露疫情会扰乱军心、民心，挫己方锐气，故以战时新闻审查的机制，阻碍了流感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早期报告，也错过了将流感危害与防治广而告之、充分进行早期防控的最佳时期，导致了疫情的肆意泛滥。
而彼时的西班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立国，并未参加战争，亦无须担忧“士气”，没有实施任何战时新闻审查制度。比起战争的胜负，西班牙媒体及大众对本国的流感疫情给予了最多的关注，加之西班牙皇室也不幸中招，舆论被流感疫情占满—这令外界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西班牙是遭受大流感打击最大的地区，甚至“大流感起源于西班牙”。
但事实上，西班牙既不是流感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更不是大流感的发源地。
如今，当我们惯性地称之为“西班牙大流感”时，更希望能通过西班牙的“独特”，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面对瘟疫，人类总是脆弱而无备的，但能做到的，或许就是开放的信息与及时的交流。
信息足够公开，防控及早开展，就有希望将死神的屠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西班牙的广泛讨论，至少引起了公众的知情与警惕;而在澳大利亚，借助早期对进港船只严格的隔离制度，其死亡率远低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1919年年初，战胜国首脑在巴黎商议如何分享“果实”，病毒也来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女儿首先染上流感，之后是第一夫人、威尔逊本人。
在4月的一天突然晕倒之后，威尔逊只能卧床，表现古怪。约翰·M. 巴里在书中写道：“流感确切袭击了威尔逊，确实削弱了他的体力，准确地讲是在谈判紧要关头，流感至少耗尽了他的精力和专注力。”
被刻意忽视的、以中立国“西班牙”命名的大流感击中了美国的总统，令他对法国和意大利妥协。巴黎和会最终对德国的严苛决议加速了德国的国内矛盾—这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疫情肆虐过后，令人唏嘘的，或许远不止病毒与死亡本身而已。
作者：尤丹娜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