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技术演进遵循自然科学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增长，乃至人类社会最大的不确定性，则来自技术革新。
捕捉技术创新的规律极为困难，不过技术扩散的规律是可捕捉的。
美国著名的传播理论家埃弗雷特·罗杰斯经过许多案例研究，在1962年出版了《创始的扩散》一书。罗杰斯总结出创新事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扩散的基本规律——创新扩散S曲线。
图：创新扩散S曲线，来源：罗杰斯【1】
新的技术和产品，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存有差异。每一产品领域都有先驱和早期采用者，在他们之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采用该创新产品，产品销售达到高峰；当不采用该产品的消费者所剩无几时，销售额开始降低。
所以，罗杰斯根据创新的接受程度，将受众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后者五大类，他们分别对应的采用率为2.5%、13.5%、34%、34%、16%，呈现正态分布。
采用率可以用市场占有率、市场饱和度来表示。比如，家庭电动汽车保有率表示电动汽车在家庭消费领域的创新扩散程度。
技术扩散比技术创新更加直接地反应在经济周期上，更有利于我们预测经济走向。比如，在第三个经济周期时，内燃机车被早期大众接受时，汽车工业进入飞速发展期，家庭汽车保有量快速提高。
过去三十年，中国家庭汽车保有量快速提升，如今千人保有量达170台。不过这一数据，只相当于美国1927年的水平，只有美国现在的五分之一左右（千人保有量为837台）。
若将创新接受程度（市场占有率）累积起来，罗杰斯给我们展现了一条S型曲线，这就是创新扩散S曲线。
图：创新扩散S曲线示例图，来源：罗杰斯【1】
熊彼特认为，技术扩散与技术创新一样是非均衡的，充满不确定性。但是，罗杰斯从传播学的角度捕捉到了技术扩散的S型规律。技术扩散比技术创新更直观地反应技术对经济的冲击。技术扩散S曲线，决定了经济增长呈现波浪式演进。
技术发明到产品创新，再到产品量产及大规模普及，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198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提出了“技术范式-技术轨迹”理论，论述了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技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遵循经济规律，技术与经济之间交集具体表现在技术成熟度与规模经济的耦合上。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是开发、引进、推广技术的关键考量。
以汽车为例。电动车与汽油车几乎是同时起步的，都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动车还要早一点。早在1863年，比利时人tienne Lenoir就发明了氢能源汽车，比奔驰汽油车早25年。之后，电力技术向工业领域普及，但是电动汽车至今都没有普及。主要原因就是电池技术成熟度不够，未能引发规模经济效应。
我们再来看看内燃机车。1860年，法国人勒努瓦模仿蒸汽机的结构，设计制造出第一台实用的煤气机。这台煤气机车的热效率只有4%左右。
1883年，德国人戴姆勒创制了第一台立式汽油机。1888年，德国人卡尔·本茨造出第一台可以上路的汽油车。1897年，德国工程师狄塞尔研制了第一台压缩点火式内燃机（柴油机）。这台柴油机将热效率提升到26%，这就是著名的狄塞尔引擎。
狄塞尔引擎刺激了整个动力工业的神经。戴姆勒、迈巴赫、本茨都逐渐建立了汽油车制造厂。
但是，具备以上条件还是不够，因为当时的内燃机车成本依然很高——汽车售价高、油费贵、维修成本高。（详见《百年能源革命史 | 新能源汽车何去何从？》）
图：1900年-2009年美国千人汽车保有量，来源：智本社
内燃机车大规模应用还依赖于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福特发明汽车制造流水线。
戴姆勒、迈巴赫也在1889年开始制造汽油车，但当时的售价高达2000-4000美元一台，销量有限。1913年，福特汽车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极大地提升了造车效率，造车成本大幅度下降。福特T型车最初售价为825美元一台，相当于当时美国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
老福特的口号是“制造人人都买得起的汽车”。到1927年停产时，福特T型车一共生产了1500万辆，价格降低到260美元一台。当时，美国普通工人半年收入可买一辆汽车，汽车保有量已达到今天中国的水平。
二是大油田的发现，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汽油车成本快速下跌，内燃机开始大规模推广到工业领域。
三是欧美国家逐渐形成了公路网络，汽油车的续航能力优势展现出来，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提升，同时公路网络降低了维修成本。
所以，技术扩散往往是经济系统协同的结果。当然，罗杰斯承认，并不是所有技术都百分之百被市场所接受，但这并不影响技术扩散的S型轨迹。美国汽车扩散势头曾受二战中断，但随着经济复兴，汽车保有量快速上升，最终达到饱和，呈现S型曲线。
我们将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扩散S型曲线，与经济增长的波浪线相结合。
图：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来源：智本社
每当基础性创新大规模扩散时，全球经济进入景气周期。如1787年后，英国蒸汽机开始大规模应用到纺织工业领域，纺织业产能大幅度扩张，经济迎来第一个景气周期。
每当基础性创新被广泛接受，技术红利消失，而新的基础性创新又未被市场认可，这时经济便进入衰退周期。如1837年开始，英国棉纺织市场饱和，产能严重过剩，爆发多次过剩性危机。
一旦经济进入衰退和萧条周期，企业便开始缩减产能，减少投资，关闭工厂，解雇工人，降低价格去库存。同时，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可能破产。而另外一些企业则想办法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市场与需求。新的技术扩散曲线，促使经济逐渐复苏，再次迎来景气周期。
如此循环，一条条技术扩散曲线与经济增长曲线高度契合。
在第四个经济周期中，电视、飞机、石化、核能、高分子、航空运输等技术扩散，推动二战后世界经济复兴。20世纪，美国消费家电的家庭保有量图谱，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家电技术的扩散轨迹。
图：1940-2020年基础性创新扩散图，来源：Hirooka，智本社
图：美国家电产品的使用，来源：邵宇【2】
在全球化时代，技术扩散对他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传播学角度，罗杰斯认为，技术扩散的过程包括知晓、劝服、决策、证实四个环节。从信息特质角度，技术等知识具有外部性和可习得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技术扩散更多来自交换。
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与模仿，以及全球化的市场交易，加速了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历史上，每一次全球产业大转移，都会诞生一批重要制造业及外贸出口国。美国、德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扩散的受益者。美国、德国属于后发国家，从英国学习、模仿、引进先进的纺织技术及工厂管理。美国、德国日后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和创新者。
之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纺织、铁路、电力、汽车、钢铁、石化等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这次技术扩散的受益者。
二战后，日德推倒重来。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及技术向日本、德国转移，促使日本、德国经济快速复苏，日本制造、德国制造获得发展先机。
图：英国、美国、日本与中国的技术扩散图，来源：Hirooka，智本社
到了六七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德国国内产业饱和，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向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转移。
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欧美国家、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把劳动密集型以及高耗能产业，向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亚洲四小虎”以及中国转移。
受益于全球化技术红利，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八九十年代快速兴起。不过，亚洲经济的良好势头被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终结。
千禧年后，中国成为这一次产业大转移及技术扩散的最大获益者，成就了“中国制造”。
过去四十年，中国借助全球化大潮在广泛地吸收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技术。
欧美的纺织、钢铁、机电、家电、汽车、电子、计算机等通用性技术、流水线，以及金融、银行、股票、治疗、企业、基础科学等一系列知识及制度，通过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式引入中国。全球化技术红利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创新的扩散，罗杰斯，电子工业出版社；
【2】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邵宇，新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