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众多牲畜的匈奴人很少能吃到肉，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因为中国史料中常常记载“匈奴之俗，人食畜肉”，许多生活在牧区或去过牧区旅游的人也对牧区便宜美味的牛羊肉有着深刻的印象。
但根据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多次到牧区实地考察的结果与前苏联和国内人类学者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古代牧民吃不起肉，是历史中的残酷真相。至于古籍中笼统认为牧人以肉类为主食的记述，往往来自文人缺乏实地考察的臆想和坊间传闻。现代牧区丰富的肉类供应要归功于现代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贸易经济对畜牧业的全方位辅助和引领。古代游牧人群难以依赖畜肉为主食,经常宰杀牲畜为食难以维持游牧生计，因此，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各个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在人类刚开始畜养动物的早期，也就是在新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经济阶段，畜养动物主要是为了得到肉食。
游牧，在人类经济生态历史中，是在采集、狩猎经济阶段之后出现的，其本质是利用草食动物的食性和移动性，将广大地区上人类无法利用的植物转化成人类所需物资。游牧业与其后出现的传统农业相比，是种极其低效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化条件下，在杂类草草地环境下，兼顾最大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最佳草地放牧密度为 3.1—3. 2 只绵羊 / 公顷。而古代的放牧条件远远比不上现代，因此为了能持续以此营生，几乎所有古代牧人都尽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动物的毛、乳制品，和它们的牵引力。换句话说，当人们学会忍住不吃畜养的动物，而以食乳制品来取代食肉后，游牧经济才得以出现。因为这些牲畜等于牧人生活的“本金”，乳制品等于“利息”。如果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就等于吃掉了“本金”，几年之后就没有“本金”可吃了。
这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若牧人以畜肉为主食，一个五口之家就必须饲养大量牲畜来维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的畜产意味着大量的草食性动物，需要广大牧地来供应其草料；而广大牧地，代表着需更长程的游牧与更多照料、保护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数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没法稳固拥有此大量畜产所需的草场领域资源。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游牧经济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生存环境险恶，经济循环极其脆弱，无法形成积累。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大，草场牧草的状况，如生长、产量、营养物质等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气温、水分、土壤墒情决定着草场牧草的高度、盖度，也就决定着草场的载畜量。
大草原地区又是影响东亚的寒流的发源地，干旱、低温等等自然灾害多发。现在中国北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家有万贯，带毛不算。”一场大雪，一场干旱——也就是牧民常说的“白灾”和“黑灾”——瞬间就能使最富有的牧人都变成乞丐。更凄惨的是，雪灾情况下运输断绝，同时牧人要尽快转移，所以倒毙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带走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动物。所以，在古代多少牲畜其实都无法真正保证牧人的生存。“本金”谈不上增加，相反很容易赔光。为了保证在遭受突来的天灾、畜疫后仍有足够的牲畜可供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数量的牲畜，绝对不轻易宰杀它们来吃。因此，牧人没有 “盈余” 的概念。 所谓 “盈余”，不只是客观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量化差距，更是人们主观上认为扣除生活基本消费后剩余的物资。一个农人能知道他谷仓里有多少存谷盈余，但对于一个游牧者来说，有多少畜产可称为盈余是难以判断的——因为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无法预估。
几种因素影响，肉食成了普通牧民吃不起的高级食品。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檐曝杂记》中记载了蒙古牧民的自述：“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贫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到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逢年过节才杀一头羊，并且还是各家分着吃。直到上世纪中叶，现代社会条件下畜牧业与工农业联系异常紧密，并且得到了现代工业、医学以及社会管理的支援，再加上此时国际毛类和肉类市场的大发展，使得游牧地区与定居城镇之关系更加密切。新的运输、通讯工具，畜产照料与防疫技术也减少了许多游牧风险。这才大大改变了欧亚草原普通牧民的生活，让吃肉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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