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欧40多年，英国怕什么？
议会民主制国家权力中心在国会，提前大选多为强推式的非常规作业。12月12日英国下议院选举，就是围绕着同一“脱欧”论题展开的第二次提前大选。
11月29日，首相约翰逊公开表示，希望大嘴盟友特朗普在伦敦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不要对英国大选出言干涉，显然是担心给工党送上口实。毕竟，2017年特蕾莎·梅的“殷鉴”未远—上次提前大选，保守党正是在民调较大幅领先的情况下，丧失了下议院绝对多数。而近日42%的民调支持率，还不足以带给保守党绝对多数席位之“包票”。
自卡梅伦任内公投开启“脱欧”魔盒以来，脱欧俨然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无论朝野，都陷入一种不正常的亢奋状态;即使有基于理性与逻辑的利益考量，也不得不屈从于舆论，被民意洪流裹挟前行。脱欧为何？是一个涉及内政外交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但大致可以总结为根深蒂固的“光荣孤立”情结。
“战栗的和平”
“光荣孤立”一词，源于19世纪晚期英国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一言蔽之就是置身于欧洲大陆事务之外。当然，这并非消极孤立，而是尽可能使用和平的外交手段，维持欧陆列强间的均势，具体表现为“协调”和“不结盟”。這副“君子不群不党”的清高做派，也是英国自以为的“光荣”的来源。
之所以要“不结盟”，英国也是汲取了历史教训。19世纪早期，在联合欧陆各君主国击败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后，英国却为他人作嫁衣—沙皇俄国一跃成为“欧洲宪兵”;19世纪中期，英国又联合法国与奥斯曼土耳其，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一举重创俄国，但这又让奥斯曼帝国回光返照，不利于英国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布局。
英国对欧盟的需求仅限于经济，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立场消极。
英国的光荣孤立，看似像美国贯穿整个19世纪的孤立主义，但所处大环境不同，两者的本质迥异。美国的孤立主义，是国弱势孤时为防备欧洲势力介入不得已而为之，就像一个幼年期的孩子羽翼未丰，战战兢兢地拒绝成年人的世界以免受到伤害。而英国的光荣孤立则是守成大佬凭仗财势，小心翼翼地防备犀牛闯入自家的瓷器店，通过“协调”努力维持着成人世界的秩序。
外强中干的俄国不识时务，被英国狠狠教训，但实力犹存。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强势崛起的德国，较之俄国更具叫板英国的本钱。围绕着“东方问题”，以1878年柏林会议为分水岭，列强开始流行结盟对抗，欧洲大陆进入了一个争斗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失控的时期，史称“战栗的和平”。
一心独善其身的英国未能保持不盟金身，于1902年与亚洲的日本结盟，以遏制俄国向远东扩张。或许，在英国看来，日本并不真正属于文明世界，但此例一开，光荣孤立也就名存实亡。
为何选择入欧？
二战结束后，有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以及战后在美苏两极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需要，西欧启动了一体化进程。英国在1949年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不同于欧盟委员会）组建时比较积极，但在稍后的欧洲共同市场建设中，因为法国的杯葛，被长期排斥于欧洲共同市场之外。
法国的怀疑并非无理取闹。一场二战削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废墟上真正意义上的战胜国，只有英国与苏联;而欧洲一体化的雏形“六国煤钢联合体”的创始国，要么被纳粹占领过，要么被美苏打到服软，核心国法国对此极度敏感—其本意就是要通过欧陆国家结盟，在美苏两极之外打造第三极势力。
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肇源，背负着战争原罪，影响力天然受限。放眼欧洲，可能冲击法国核心地位的只有英国。况且在法国看来，英国虽然摒弃了光荣孤立，但一味亲美附美，与欧洲若即若离，吸纳进组织弊大于利。从煤钢联合体到1965年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英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欧盟法与英国法并行，欧盟法甚至占到英国现行法律的一半以上。
当时，欧共体排斥英国，英国却极度需要欧洲，因为英国的经济境况不好。早在一战前，英国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落伍者，之后长期作为欧洲列强中经济增速最缓慢者，早已沦为啃老本的纨绔子，且社会固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英国大众为此将主张建设福利国家的政坛新势力—工党推入白厅，但经济依然低增长，甚至还发生滞胀，一连持续30余年;高福利也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养就了一大批“端碗吃肉，放碗骂娘”的“无产有闲阶级”。
反观法、德，战争创伤更深，但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甚至连意大利都一度将英国甩到身后。经济界甚至将英国的长期滞胀取名为“英国病”，英国甚至还得了“欧洲病夫”的诨名。所以，“只有加入欧洲才能救英国”逐渐成为当时英国的全民共识。
197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病故，继任者蓬皮杜对英立场松动，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
为何要退出欧盟？
1973年眼巴巴地加入欧共体，2016年又眼巴巴地要求退出欧盟，英国的举动令欧洲盟国惊诧莫名。
作为一个成熟的老牌大国，英国在涉及国运走向的重大议题上断不会随意行事。当初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挽救英国经济，如今要求退出欧盟，难道仅仅是为了挽救英国主权？
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43年间，欧洲发生了什么？英国又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萌生退意？
进入冷战后期，欧洲的一体化持续推进。横向上，成员国不断增加;纵向上，从《申根条约》开放国界到建立欧洲单一法律、统一货币，一体化程度加深。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1993年欧盟成立。欧盟成立至今20余载，经东扩成员国增至28个，体制、发展不平衡导致成员国良莠不齐，形势与当年英国加入时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中东欧的原苏联阵营的后进国家而言，加入欧盟意味着机会;而对于那些发展程度相当的发达国家成员，则意味着负担增加。
毋庸置疑，当初加入欧盟给英国带来了发展机遇，比如打破贸易壁垒降低了关税，给英国企业和消费者都带来了好处，但真正挽救了英国经济的并非欧盟。事实上，英国入盟6年时，至工党卡拉汉内阁任期末，面临的仍是一个经济滞胀、罢工频繁导致社会瘫痪的烂摊子。直到1979年保守党撒切尔夫人上台，启动自由化经济改革，英国的陈年痼疾才算有了真正的起色。
保守党此番自由化改革，只是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并经战时经济模式放大而被工党奉为圭臬的凯恩斯主义进行了矫正，恢复了市场本来的基础功能，但英国经济却由此咸鱼翻身。
自由化改革的影响深远，引发过工党内部大论争。尽管保守党因矫枉过正输掉民心，但工党大抵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基本面，并在社会福利方面有所恢复，从而有了不输于撒切尔夫人时代的“布莱尔繁荣”。
本国经济繁荣之后，英国看待欧盟的眼光也跟着变了—不是变宽容了，而是变挑剔了。
从入盟动机来看，英国对欧盟的需求仅限于经济，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立场消极。总体而言，英国于欧盟只是一个勉为其难、爱“挑肥拣瘦”、接近半独立的伙伴。而欧盟对于成员国的需求却是全方位的，一直坚定地沿着从超国家机构向泛欧统一主权的方向发展。这种需求的不对称，给英欧关系埋下了隐患。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及由此触发的欧债危机，是道分水岭。“倒贴钱”“为他人填坑”令英国人不满，而英国经济今非昔比，表现较法、德更为稳健，对于欧盟的需求远不如入盟时那样迫切，更遑论欧盟的中东难民政策带来的社会冲击有多么糟心。
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脱欧派51.6%对留欧派48.4%的比值，显然说明这次公投远不能承担起衡量利弊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充分诠释了民主的真谛，不宜冠以民粹之名。
看过脱欧派民众打出的“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制订我们自己的法律”“看牢我们的边界”等口号，就不难看出公众的不满集中在哪里。无独有偶，1975年英国曾就是否“脱欧”进行过第一次公投，最终67.2%的投票者选择“留欧”。至少，可以问上一句，为什么2016年的留欧派比例会比1975年减少近20%？
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先驱者，欧盟虽非尽善尽美，但完全可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同时，欧盟也有着跨国组织常见的低效、务虚、不接地气等弊端，且因高度一体化弊端更甚。它给英国带来了如下影响：
一是对宪政原则的冲击。英国作为近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创始国，其议会拥有最高权力。欧盟法律规定“欧盟被赋予能够影响成员国及其公民的至高无上权力”，而英国坚持，欧洲议会的立法仅当威斯敏斯特议会“委托”欧盟立法机构制订直接影响英国司法管辖权的法律时，才适用于英国。
二是对司法体系的冲击。欧盟法与英国法并行，欧盟法甚至占到英国现行法律的一半以上。
三是对行政系统的冲击。与繁多的欧盟机构的对接工作，占用了英国公务员的许多精力。文山会海、官僚主义、案牍主义无处不在，出现了可感知的决策者与人民关系在问责制上的缺失，被称作“民主赤字”。这导致包括英国在内各成员国公众对欧盟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
欧洲还是欧洲的，但英国是世界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最后是对次国家级的政治体系的冲击。英国的政党、民间利益团体乃至地方当局，或为谋一己之局部利益，或为省事，越来越习惯于撇开英国政府，直接与欧盟接触，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譬如，苏格兰民族党就有“在一个联合欧洲内成为独立的苏格兰”的纲领口号。
光荣孤立：我们与众不同！
无论选择脱还是留，事关国运，利弊权衡自然不会少，无非做出选择，后果自负。倒是英国人因为自身特殊的地缘和历史，对欧洲大陆一直抱持的猜疑、警惕和优越感，颇值得玩味。
英国与欧洲大陆分离，一道浅浅的多佛海峡，却塑造了英国人的岛民性格。曾几何时，从罗马帝国到诺曼入侵，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互动密切。中世纪时，英国人还有过跨海进军欧陆的梦想。无论是积极参加十字军东征还是百年战争，至少英国是将自己当成欧洲大陆的一分子。直到1558年在大陆最后一隅之地加莱落入法国之手，英国才彻底成为岛国。当法国、西班牙等列强驰骋欧陆，各民族国家陆续成形之际，英国只能静观其变。久而久之，自己也没把自己当作欧洲大陆的一分子，而是与欧陆平起平坐的邻居。
我们与众不同。
欧陆因宗教改革大打出手，我自立英国国教;法国将自己的路易王送上断头台，我有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全世界都统一度量衡，我独爱英制那一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英国的是最好的，传统的是最好的，存在即合理，能延续的更是如此。这种典型的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在哲学层面的基本认知分歧，带来了英国人与欧陆人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上的迥异。
英国不喜主动改变，但因岛国地少人多、自然资源短缺而产生的危机意识，驱使英国人不走寻常路，对内推动工业革命降本增效，对外选择欧陆之外的广阔世界作为新的发展空间，竟意外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欧洲还是欧洲的，但英国是世界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不仅如此，从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二世到希特勒，每当欧陆出现霸主，英国总能挺身而出，锄强扶弱，充当欧洲自由的捍卫者。情到深处，自己也被自己感动。
二战后的英国势力虽一落千丈，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既有与美国并肩作战解放歐洲的血盟之谊，又有英联邦的一众亲缘国家卖面子，英国的外交底子较法德更好，对于本国要扮演的角色自我定位更高，自然不甘、也不屑于在欧盟怀抱里泯然众人。
综观英国入欧后的表现，其对欧盟扩编的横向发展多予支持，一遇加深一体化的纵向发展，便态度消极。即便是对欧盟事务最积极上心的布莱尔内阁，心目中最好的欧洲，也只是一个较松散的国与国联盟，而非欧洲联邦。
英国脱欧党党首法拉奇曾顾盼自雄，将英国比作“被驴子牵着的狮子”，虽一家之言，恐怕也道出了许多英国人的心声。只是，欧盟倒不至于如驴子般不堪，英国也未必还是其国徽上的那头雄狮。
作者：赵博渊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