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期的法国沙龙文化
启蒙运动常常被描绘成“圣徒与罪人”,抑或是“英雄们推翻暴君和顽固分子”的故事。
这些启蒙思想家,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中,身处象牙塔专攻学术的教授,反倒是一群世俗之人。
他们或相互认识,或彼此欣赏,也同时存在分歧,但在崇尚理性,摧毁神权、王权和特权,追求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行动很接地气,以致受到大众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分子和大众的互动。
他们是环境的产物,在理解环境的同时试图改变环境,而他们也的确具备改变环境的某种能力。
矛头和Lumières
“什么是启蒙运动?”1783年,《柏林月刊》以此为题开展征文,吸引了一大批当时的思想家。
第二年,“学霸”康德“霸气”发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的矛头指向“迷信”,一句“从迷信解放出来唤作启蒙”终结了问答。
“迷信”一词初现于中世纪,当时不具有今天所谓“封建迷信”之类的含意,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囊括了崇拜、天谴、偏见、狂熱、狭隘和想入非非,意在让所有事物暧昧难辨。
到了中世纪末,自然科学和近代技术的勃兴,以及古典文化的“再生”,动摇了植根于宗教神权的统治,加速了工商业社会中世俗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
律师之子伏尔泰依靠写作成为巨富,在自己拥有的费内城堡过着时尚生活。
这个时期的欧洲,如“一艘行驶在大海上却要重建的船”,很多源于宗教符号体系的概念开始在内涵上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开始对独立思考情有独钟,开始“只凭自己的良知、责任感和批判意识”,为社会的“改弦更张”撰写作品。
“迷信”在这部分人眼中,不再只是一个宗教概念,更是一切有悖于理性的思维方式,是康德所谓的“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要摆脱迷信,摆脱思想的混浊,必须启蒙,以破除宗教迷信和教会黑暗势力的统治。启蒙的第一步,是要“照亮”(法文Lumières)人们的头脑,让人的理性之光驱散黑暗。
律师之子伏尔泰孟德斯鸠男爵
就像康德把整个启蒙运动称为理性的解放一样,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理性主义。与康德同处一个时代的哲学家也认为,理性是肯定人间文明的一切标准。可以说,道德、文化、思想、社会规则各方面,都必须符合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只有由理性创造出来的东西才是合乎理性的,这个思辨逻辑,其实是把理性提高到相当于上帝的地步。这是启蒙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样做,是在上帝这个权威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即是以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
今天我们谈及“启蒙”,往往会联系上“五四”,再加上“法国”这个前缀。这是一个误区。法兰西固然是启蒙重地,但启蒙并非法国一枝独秀。启蒙因地因国而异,是由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多元化的启蒙。
17世纪,启蒙因笛卡尔而让法国声名远播。但“自由”的英国开始为世界打开“近代”的大门,同时也促进着欧洲大陆的思想演变。
18世纪虽说是“伏尔泰的世纪”,这时候的法国,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四贤”(还包括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虽然风头很劲,但他们却无一不受“打头阵”的洛克、牛顿、休谟等人的影响。
如果离开了经验和感觉,理性也同样会走向谬误与荒诞。
《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
比如,伏尔泰访问英国的时候,读遍了英国哲学家的书,对洛克尤其注意。洛克当时的著作已经关注到国家的形式、人权与自由。后来,伏尔泰把他在英国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以《哲学书简》为名发表,启蒙之风也随之吹到法国。
“最危险的法国人”
法国的启蒙家,几乎都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精英。他们有足够的经济支撑,虽然都赞扬劳动技能,但很少出生于平民阶层。
孟德斯鸠有男爵爵位,孔多塞是侯爵,爱尔维修通过包税生意发家致富。律师之子伏尔泰依靠写作成为巨富,在自己拥有的费内城堡过着时尚生活。最为激进的自由思想家霍尔巴赫男爵,则出生于德国贵族之家,迁居法国后,在巴黎拥有一家富丽堂皇的画廊。
良好生活的背景,意味着他们的写作也是为同一阶层的成员们而写。尤其是在被称为法国启蒙运动奇迹的1749年,很多启蒙者因为写作和启蒙事业开始崭露头角。
比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震动欧洲,布封的《自然史》出版发行,而帅哥伏尔泰结束了同夏特莱夫人15年的同居,加盟启蒙阵营,变成启蒙者们的精神偶像。贵族霍尔巴赫在巴黎开办沙龙,是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基地。
这年10月,卢梭穿过乡间马路,前往一个古堡。这个古堡曾经是狄德罗因为《论盲人书简》被关押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这年11月,出狱的狄德罗回到巴黎,投奔了霍尔巴赫男爵。
两年后,狄德罗再次成为教会眼中“最危险的”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的传道者。原因是他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合编了一本“各门科学、艺术和技艺的据理性制定的詞典”,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百科全书》第一卷。
《百科全书》深重地影响了法国社会。“启蒙运动”这个词在法国人那里并不像现在这样受待见,被法国人挂在嘴上的,是“百科全书”。这种说法体现了法国启蒙运动者们的具体理想。
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的卢梭法国“ 启蒙四贤”之一— 狄德罗
在整个启蒙运动当中,法国的这些哲学家、学者、知识分子认识到,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要走出蒙昧,唯一的手段就是普及知识。之后,受其影响,英国大名鼎鼎的培根说的那句“知识就是力量”,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政治生活中,法国启蒙运动者关心民众由谁代表,思考如何向君主、官员提供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尽管现实生活中他们很少参与政治,或组织反抗。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的卢梭,就以“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开篇,写成了《社会契约论》。
宗教问题上,他们更加旗帜鲜明。启蒙运动者几乎没有想过用完全的无神论来取代宗教,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对宗教有很深的了解,试图寻找或塑造一种新的充满人性的宗教,来弥补当前的不足。
遗憾的是,世界远比启蒙者们看到的、认识的、想象的更为复杂。18世纪后期,随着启蒙者的队伍逐渐庞大,他们开始与法国大众文化之间产生富有成效的互动,但新一代启蒙者或与之相伴的新写作手法,最终却使双方关系趋向紧张。
法国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曾指出,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极端的启蒙运动,类似于满腔怒火的大众新闻业。穷困落魄的启蒙写作者,释放出很多不和谐的信息,不仅以粗鲁怂恿的词汇猛烈抨击那些经典目标,如教士、包税商和官员,而且还发自本能地痛恨享有特权的整个上流社会。
反反启蒙
以“理性、科学、世俗人道主义”为三大标志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让人们对启蒙运动寄予了无限进步主义希望。然而,18世纪以后,这种希望开始出现落空的迹象,人们开始怀疑启蒙本身的作用与价值。
批评者强调,不能对启蒙运动的价值太过乐观,因为理性造就了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科学用摄像头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甚至纳粹的暴行、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都有严格精确的科学管理,而人道主义可以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历史学家质疑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的18世纪,认为在牛顿自然科学大受认同的背景下,启蒙者们获得真知的关键不是推理,而是实验和经验,因为人本身不仅是思考的动物,也是感觉的动物。
如果离开了经验和感觉,理性也同样会走向谬误与荒诞。比如,已经66岁的伏尔泰发表的小说《老实人》中,自小具有反骨的伏尔泰塑造了莱布尼茨的庸俗信徒邦葛罗斯博士。邦葛罗斯博士盲目相信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主张,认为“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在走向美好”,却对他眼皮子底下正发生的一切残忍与痛苦之事视而不见。这是何等的讽刺。
还有一点让启蒙运动备受质疑—启蒙运动意在建立一种新的信仰和国家制度,而其目的是为了资本主义更好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批评说,启蒙运动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给底层人民带来了不平等和压迫。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指出,牛顿、伏尔泰这些启蒙运动的重量级人物,正是背后邪恶的推手。
不管在当时还是今天,当我们回头清算启蒙运动,不可否认的是,那种称启蒙运动“已经让当下很好了”的赞誉之词,是与许多人的生活经验或体验不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没有改变过这个世界。
启蒙运动是未竟的哲学事业,就像哈贝马斯认为的那样,启蒙不是没用,而是还不够。启蒙不单属于18世纪的历史,更是一项长期持续和反复恢复“运用理性”勇气的社会任务。
人类从未真正告别蒙昧。事实上,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像法国最初的启蒙者那样,褒扬和抨击,讨教和论战,互相影响又各自区别,但其总方向却是一致的—推动世界走向公平、正义、理性,以及尊重人的权利。
作者:何子维
来源: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