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古代的世界级征服者，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是最常被提到的。这位马其顿国王以最少的兵力跨越三大洲，攻占了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最远可达印度西北，即便是成吉思汗亦相形逊色。
亚历山大东征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希腊化时期，历史性地拉近了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的距离，大大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为各自文明的演进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始于仇恨，终于和解，东征战争无疑也给了世界文明史一个意外的惊喜。
亚欧之别：东方与西方
无论就地理意义还是文化意义而论，东方与西方都是一个相对概念。地理上的东西分界线，是1884年制定的格林威治国际子午线，按此划分，则大半个欧洲都算作东方。这与公众传统认知中基于文化意义划分的东西方明显不符。那么，文化意义上的东西分界线在何处？又是何时、何人界定的？
答案是—东西方分界线在爱琴海，通常认为由腓尼基人划定。
腓尼基人，是上古时代活跃在地中海东岸的海滨居民。由于农耕条件一般，腓尼基人只能选择靠海吃海，成为当时独步地中海的航海经商民族，其足迹远可达北非。航行于茫茫大海，四面皆水，极易迷失方向，腓尼基人遂将爱琴海以东的地区泛称为“Asu”，意即东方的“日出地”;爱琴海以西的地方则泛称为“Ereb”，意为西方的“日没地”。学术上倾向于认为Asu是Asia（亚细亚）的词源，Ereb是Europe（欧罗巴）的词源。
东西方分界线在爱琴海，通常认为由腓尼基人划定。
而在深受腓尼基文化影响的古希腊，也可以看到相关说法的痕迹，本文不再详述。与腓尼基类似，希腊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开阔平原，山岭河川将陆地分割成小块，政治上也形成了腓尼基式的城邦制。但相较腓尼基，希腊发展海上贸易的条件更优越：海岸曲折，岛屿、良港众多，气候温和宜人。
爱琴海阻隔了亚欧两块大陆，界定了东西方，但航船和商业又联系了彼此。上古的爱琴海，大抵还称得上和平之海;直到公元前6世纪亚洲政局有变，爱琴海才开始变得波涛汹涌起来。
吞灭腓尼基的古波斯帝国，起自亚陆腹地的伊朗高原。与之前两河流域的历届霸主一样，波斯人肇兴于农牧部落，呈现出与航海商业民族截然不同的“东方专制主义”风格。唯一不同的是，波斯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次将西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和中亚草原四大区囊括在一个国家框架内，领土面积创新高。
希波战争的起因，就是双方对黑海-东地中海的领土争夺。
腓尼基衰败后，古希腊接过地中海商业霸权，其殖民城市遍地开花。在安纳托利亚西海岸，诞生了早期的学术之都米利都城邦;环黑海地区作为重要粮食产地，更是受到希腊人格外重视。然而，波斯人的征服行动，扼住了希腊通往黑海的咽喉。米利都后来组织起义，曾向希腊本土求救，得到雅典和厄勒特里亚的支援。波斯镇压起义后，顺势发动对希腊的战争。
希波战争是历史上第一次欧亚两洲大规模国际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希腊城邦“以弱胜强”告终。“水与土”、马拉松、斯巴达三百勇士等故事，常为后世津津乐道，而战争对希腊人思想意识的影响，远远超过希腊人救亡图存的政治意义。
在此之前，希腊人已将世人划分为“希腊人”（Hellens）和“蛮族”（Barbarians）。尽管分居于各个城邦，但希腊人同文同种同信同俗，是用希腊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的区域共同体;而东方各族，使用不同语言，风俗信仰各异，缺少共同的文化纽带，仅仅因有共同的君主才联结在一起，说到底不过是一群同床异梦的乌合之众。
亚历山大发现东方文明在许多领域比希腊文明更先进。
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与族群优越感结合起来，对东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蛮族人想象—亚细亚与欧罗巴、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体系由此确立。而在希腊内部，泛希腊主义思想已隐现出希腊一体化的苗头。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城邦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开放格局，被雅典、斯巴达两大阵营争霸的封闭格局代替。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固然决出了雌雄，但也割裂了整个希腊文明。此战期间，斯巴达苦于海军匮乏，甚至请波斯帮忙组建舰队，使得泛希腊主义的声浪空前。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泛希腊主义—这套希腊版的夷夏之防，在当时希腊知识界的话语中随处可见。譬如公元前380年，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发表《泛希腊集会辞》，呼吁攘外安内，攻击波斯人“一生都是对某一些人傲慢无礼，对另一些人奴颜婢膝，这种人最败坏人类的品格”。
希腊精英们的振臂疾呼，并未能挽救希腊城邦危机。古希腊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对东方和东方人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的思想体系，被后世西方人全盤继承。
亚里士多德堪称泛希腊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寒冷地区的人（地中海商圈以北）精神充足但无政治创见，亚细亚人长于理解但精神卑弱，只有希腊人既有热忱又有理智。他还认为，蛮族是天生的奴隶，对蛮族发动战争是正当的。
衰败的古希腊最终迎来了马其顿时代，而亚里士多德，正是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师。
战争带给亚洲，财富带回希腊
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始，一些来自多瑙河流域、讲希腊语的游牧民族，经巴尔干南下希腊半岛定居。其中的第一波阿卡迪亚人消灭了克里特文明，创建了迈锡尼文明;第二波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利亚人和平渗入，添砖加瓦;第三波多利安人南侵，破坏之余注入新鲜血液。
马其顿人就是未进入希腊，留在北部山地的一支多利安人，可能混有伊利里亚、色雷斯基因，因血统不纯、文明程度低，被希腊人视为蛮族。这颇类似于中国周代的秦国与中原诸侯国的关系。
马其顿虽然发展较晚，但勇于革新，加上地理资源条件较希腊优越，国力蒸蒸日上，至阿吉德王朝的腓力二世时，完成了由氏族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的转型。改制后的马其顿，社会层级大致分为上层贵族、中层富农自耕农，以及下层少数奴隶，典型的橄榄型结构，非常稳定。
腓力二世幼时作为“质子”，追随希腊城邦底比斯的杰出首领伊巴密浓达，目睹底比斯如何击垮斯巴达，于是军事上全面师法底比斯，并在其基础上创建了全新步兵战术“马其顿方阵”。此外，马其顿拥有希腊少有的重骑兵，步骑协同反过来超越了希腊战力。
趁希腊城邦内耗，腓力二世军事和外交手段并举，积极干预希腊内政。反马其顿一派的反抗软弱无力，公元前338年一场喀罗尼亚战役将其治得服服帖帖。
次年，腓力二世在科林斯召开泛希腊会议（仅南方的斯巴达未参加），确立了马其顿与希腊的关系。会议宣布，各邦禁止彼此争斗，奉腓力二世为统帅，向波斯进军。
腓力二世尚未出师，便死于一场离奇的宫廷谋杀。不管事实真相为何，他的继承者亚历山大三世（即亚历山大大帝）都对外宣称此为波斯指使的阴谋。亚历山大花了两年时间，平定因腓力二世之死引发的国内动乱，于公元前334年春打着“复仇”的旗号，誓师起拔，直扑波斯。
这是一场因希腊之名的战争，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把亚洲的财富带回希腊”的呼吁，道出了战争的起因和目的。亚历山大三世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深信希腊文明优越论，本人雄才大略，擅长战事，又年轻气锐，野心勃勃，正是执行对波斯战争的最佳人选。
亚历山大首先选择小亚细亚下手，渡过马尔马拉海，击败波斯驻军，打出解放小亚细亚希腊城市的旗号，得到积极响应;然后进军叙利亚，在著名的伊苏斯战役中以寡敌众，大败波斯;此后，又南下攻占了腓尼基和已丧失独立约200年的埃及。整个古波斯帝国的海岸线，同时也是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都尽落敌手，有生力量也遭受重大损失。
下一个攻击面，是古波斯帝国两大核心地带之一，首都苏萨所在的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也是整个西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古都巴比伦更是梦幻般的财富之城，亚历山大志在必得，波斯君主大流士三世则不容有失：一旦丢失两河流域，另一核心地带伊朗高原独木难支。至于东陲的中亚草原区，劫掠成性的游牧蛮族历来桀骜，英明神武如先祖居鲁士大帝甚至还战死在中亚，完全不用指望。
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从埃及东进，当年9月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决战中一战定乾坤，消灭了最后的波斯军主力。大流士三世落荒而逃，后在逃亡路上被部下杀害。之后，马其顿大军顺利占领苏萨和巴比伦，以及波斯故都波斯波利斯，只剩下了中亚草原区。
彼时，杀害大流士三世的巴克特里亚总督拜苏斯，自称“阿尔塔薛西斯五世”，以古波斯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亚历山大若不平定中亚，对波斯战争就不算完结，况且若想继续远行，草原蛮族会不断威胁后方。无论为了人心还是完结战事，他都无法回避中亚。
亚历山大曾与马其顿以北的斯基泰人交过手，深谙游牧民族习性，他硬着头皮进攻中亚。幸而拜苏斯战败被俘，并作为马其顿王国统治波斯的正统性的体现，被公开处死。于是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废墟上，亚历山大帝国正式诞生。
很快，亚历山大就笑不出来了。拜苏斯虽死，但桀骜的草原民族难缠，飘忽不定的游牧骑兵战力强悍，还难以捕捉。亚历山大花了足足3年才算了事，但也只是占据一些战略据点，无法控制成片领土。
帕提亚不断西进，成为古波斯帝国新的继承者。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继续挥师南下印度，准备大干一场。此时的马其顿军厌战情绪高涨，甚至发生了哗变。苦战年余，备受酷暑、雨季、热带疾病折磨的马其顿军，已成强弩之末。亚历山大只得撤兵，于公元前325年回到新都巴比伦。
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战十年，肆意放飞自我，大概从未想过可能英年早逝，故在戎马倥惚间，无暇传宗接代。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发疾病，仅十日就撒手归西，留下一笔庞大而诱人的政治遗产。尽管在他死后遗腹子出世，但为时已晚，野心难耐的本土随征部将们已经势同水火，互相攻击，主少国疑的马其顿帝国迅速分崩离析。
但这对于希腊文明而言，不过是一家一姓的衰落，远征如其所愿带回了大量金银财宝，并开启了一个被后世称作“希腊化时期”的全新时代，希腊再次迎来了机遇期。对希腊各邦而言，无异于福音。
希腊化时期的成果
新帝国的版图上，马其顿、希腊本土不过一隅之地，帝国中心不得不放在东方，帝国的统治也要依赖东方。
上馬治军，下马治民，要以区区4万马其顿-希腊军人，统治波斯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成为摆在亚历山大大帝面前的首要课题。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伴随着思考的深入，泛希腊主义铁杆粉丝亚历山大开始动摇了。
泛希腊主义始终站在希腊的狭小视角，给波斯乃至整个东方世界贴标签，只有世界观，没有方法论，从未从更广阔的格局着眼，去设身处地地思考在中央集权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维系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庞大帝国。事实上，城邦制的希腊也根本没有这种需求，所以懒得多想。至少，亚里士多德没有教过亚历山大如何处理新问题。
亚历山大大帝最后在波斯人那里找到了路径—大统一、小自治。这是由居鲁士大帝开创的治理模式，即在尊重各民族利益福祉和宗教文化的前提下，在地域主权和国家主权上彼此让渡平衡，以维系整个帝国框架。亚历山大几乎照单全收。
他优待重用波斯降臣，尊重当地传統，甚至装扮过埃及阿蒙神之子，采用波斯宫廷礼仪。这既有收买人心、扩充兵力的政治需要，但也是他思想意识变化的表现。在与波斯文明的对抗中，亚历山大发现东方文明在许多领域比希腊文明更先进。东方的治理模式传入西方，马其顿与后来的罗马都学会了行省制度。
仅仅如此还不够。征战十年，足够亚历山大把握古波斯帝国的脉搏。居鲁士的模式总体很成功，但能发挥多大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自身的手腕和驾驭力。希波战争打击了古波斯帝国的中央权威，刺激了离心主义，大流士三世把控不力，所以屡战屡败，成就了马其顿东征的丰功伟业。要想长治久安，就不能同床异梦，而要全身心地融入东方。为此，他甚至以身作则，要求马其顿人、希腊人与东方人通婚。
从泛希腊本位主义向东方中心主义的转变，使得军神级的亚历山大被认为“很不希腊”，大失军心和后方支持。这也是马其顿大军止步于印度河流域的重要原因，还是关于其死因众多阴谋论的根源。
马其顿帝国分裂后，塞琉古、托勒密这两个统治东方领地的新王国，大抵沿袭了亚历山大的治理思路。对于东方世界，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未变，只是换了个异族王朝统治。
为了统治新土，亚历山大每每占领一个战略要地，都会新建移民城市，以自己的名字统一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最负盛名的，是后来成为托勒密王国首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这些新兴殖民城市，常以负责驻屯留守的希腊盟军为核心居民。他们将自己在本土的生活方式，以及希腊的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军事体系和各类技术，移植到陌生的亚非内陆。新城多负有开荒拓土的经济职能。经希腊殖民者的农业垦殖，很多荒地变成沃土，区域经济在殖民城市的带动下，发展速度空前。
即使政权被蛮族逆袭，希腊官员也常常因为文明程度更高而得到留用，甚至在新政权仍能身居要职。希腊化时期的种种施政举措，更成为衡量后来者治理水平的标杆。当西方的希腊人逐步被罗马同化，在东方的希腊人于强敌环伺之下的顽强生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亚历山大东征，打通并拓宽了东西方的交流通道。如果说，这一通道过去靠与腓尼基贸易的涓涓细流滋润，那么东征过后就是井喷式爆发。一个欧亚非三洲一体化的希腊化世界，连接了希腊和埃及、西亚、中亚以至印度的商业重镇，促成了东西方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冲撞和交融。希腊的哲学，埃及、西亚的数学和天文学，使希腊化的自然科学发生突飞猛进的发展。
东西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也相互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希腊雕塑与印度佛教结合，催生了著名的犍陀罗艺术。一向以象征化手法表现的印度佛教开始具象化，其艺术形态几乎原封不动地传到了东亚。
但最重要的在于，亚历山大东征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和胸怀。他们跳出城邦小圈子的窠臼，放下可笑的希腊本位主义，改而以世界主义的全新目光平视东方。
亚历山大的余波
东征过后，希腊的境况非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反而因人口、资源外溢到东方而愈发边缘化。为抗击马其顿压迫，希腊向新兴的罗马求援，结果自身成为罗马共和国的一部分。东方的希腊化国家也好不到哪去，平时彼此征战，相爱相杀，待到罗马崛起，已无还手之力。
继承了原波斯疆域的塞琉古王国，也继承了古波斯帝国驭下乏力的传统，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统治始终不稳。它一度插手巴尔干地区，由此触发与罗马的战争，此后持续衰败。其东部领土被兴起于中亚草原区的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瓜分。帕提亚不断西进，将塞琉古逼迫至叙利亚一隅之地，自己则成为古波斯帝国新的继承者。
公元前64年，以希腊文明正统自居的罗马共和国灭塞琉古，设叙利亚行省。失去了塞琉古的缓冲，罗马与帕提亚为争夺亚美尼亚，爆发了新的战争。
罗马与帕提亚的首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更像是出于始作俑者克拉苏的个人野心。克拉苏既贪图东方的财富，又轻视对手，认为又会是一场亚历山大破大流士三世那样的破竹之战。然而，罗马共和国与马其顿的基本战术相差不大，但帕提亚却是兴起于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主流战术是轻装骑射和重骑碾压，与大流士三世时的农耕文明和步兵为主，不可同日而语。
公元前53年，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卡莱城，克拉苏最终为自己的无知轻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7个军团几乎全军覆没。
20年后，马克·安东尼继承遗志，卷土重来。吸取经验教训的罗马军尽量稳扎稳打，终究还是因为难敌帕提亚骑兵铩羽而归，丧师三万。
帕提亚帝国的两次胜利，阻止了罗马的东扩势头，维持了战略均势。两国于公元63年签订和约，规定亚美尼亚国王由帕提亚王族担任，但由罗马帝国加冕。帕提亚得了好处，罗马全了体面。
均势带来和平，尽管罗马帝国时而想通过战争加以改变，但帕提亚一直给予有力还击，哪怕在行将灭亡的末期，仍能击败罗马，保持着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均势。
作者：赵博渊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