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商后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临终前，他召见弟弟周公，把年幼的太子诵托付给周公。周武王深知，他即将留下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他需要给这个新兴的王朝找一位可靠的监护人。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周公。周武王一定不曾想到，他的这个应急之举，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即位，他就是西周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这个大局统揽的摄政者，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在东部地区，一场酝酿已久的叛乱，已经席卷而来。
周武王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克商都，迫使商王纣自杀，看似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真正摧毁商人的根基。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人。同时他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监视和防备商人的活动，号称三监。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么样让这些殷人真正臣服，该怎么样统治这并不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在余下的日子里他没有，也来不及拿出更好的办法了。
蛰伏在商人旧地的武庚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东山再起的时机。现在这个时机到来了。他挑拨对周公摄政感到不满的三监，联合起来进行叛乱。和商人关系密切的奄和蒲姑两国也伺机而动。整个王朝的东部地区陷于混乱之中。在仔细权衡了形势之后，周公果断决定率军东征。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战争的残酷和艰难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东征的周公是坚定的，不彻底镇压这次叛乱，他绝不班师。凯旋的周公脸上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在思考，在回想那场刚刚过去的，牺牲了他成千上万士兵的战争，他要彻底解决周武王留下的问题。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制在夏商就已经存在。一般认为，那时的分封制度，是在氏族方国的自然分化之下形成的，对旧有的方国氏族原地认定，把它们纳入夏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周武王克商之后，沿袭了这种做法。像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殷人，就是这种做法。他同时立了自己的三个弟弟为三监，想防范武庚。
但是，三监之乱说明这个办法行不通。与以往的分封不同，从周公摄政时期开始的大分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政治行为。它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推行分封的方式，用政治手段人为地建立经过设计的政治格局。周公成王时代的大分封，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每一个受封的西周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是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代行周的统治。这些诸侯国对王室承担着这样那样的义务，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军事上形成对王朝的护卫。经过大分封，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局面。诸侯国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王室则通过对其执政卿的任命，和由王朝直接派遣官员监国来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每一位新的诸侯国君即位时，必须得到周王的册命，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正式的认可；诸侯国君还必须在固定的时候去朝见周王。
每一个分封都有明确的目的。卫国（初封朝歌，今河南淇县），是周公之弟康叔封的封国，商都朝歌所在。伐灭武庚后，康叔受封于此，目的是在原来的商人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
鲁国（今山东曲阜），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奄国也是周公东征的主要讨伐对象之一。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控制。
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是周公东征的另一个主要讨伐对象蒲姑所
在。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燕 国（初封今北京琉璃河），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燕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族。
晋 国（初封今山西翼城县），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晋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认为：周公和成王之所以能够分封，也跟周公二次东征有关系，周公第二次又再一次灭了商，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等于完全消除了很强的敌对势力，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二次克商的话，后来的齐鲁都不可能分封，因为那个时候安阳都在商人势力范围之内，他的东边还有好多商移民，周人势力到不了那里，因此分封只有在周公的时候才有条件。
这些在《左传》上都有记载，就是封赐谁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要赏赐很多东西，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周人封建的主要目的在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建立巩固周王朝的屏藩，让他们守卫在一些边缘地区，防止周边夷狄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被分封的诸侯可以在这个基点上扩张，这等于是使周王朝的领土不断伸展。
周公制礼作乐。金文礼字，像玉放在祭祀器物上。学者认为，礼本来是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进入阶级社会，贵族们将原来的风俗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要求各等级成员遵守的礼仪。作为稳定统治的一种方式，夏、商两代都创设了属于自己的礼制。周公摄政时期，西周王朝参照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定了自己的礼仪规范。大约在周穆王时期，周礼最后确定和完善下来。
西周王朝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划分，各自遵守不同的礼仪规定，不得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指导思想上，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
《周礼》《仪礼》《礼记》是礼经的三部典籍，并称三礼，被认为是记载了西周王朝的制度礼仪规范的典籍。从汉代开始，国家立先秦时期的典籍《诗》《书》《礼》《乐》《春秋》为五经，作为最为重要的官方学术典籍。对后世封建王朝来说，三礼不仅是国家学术经典，也是他们制定国家礼仪的指导规范。
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周礼，通过一系列贯彻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礼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非常有序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看，到了西周中期以后，王朝礼仪确实已经比较齐备。春秋时候的社会还是非常讲礼仪的，那是继承西周的文化传统，礼乐文明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周礼被后人细分为吉、凶、宾、嘉、军五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基本框架是政治制度、设官分职，是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礼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巫术走向礼治。与礼相伴的是乐，礼讲稳定，乐讲和谐，周公制礼作乐，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了和谐之美。华夏文明从此进入礼乐文明时代。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杜维明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宅兹中国——营建洛邑。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
1965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收购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十年之后，文物学家马承源在器底内胆发现了铭文。让他吃惊的是，铭文中有“中国”二字。这就是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的，国家明令禁止出国展出的六十四件国宝级文物之一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是西周的东都成周洛邑。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命只能降于处于天下的中心——“中国”的王者。洛邑正是商周时代的天下中心。周武王回到镐京后，希望能在洛邑修建新都。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人营建了东都洛邑。洛邑建成后，周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周成王七年，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政成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至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
周公在摄政的七年中，为西周王朝奠定了大政方针。
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确立了天命无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分封制，向一个地域国家迈进；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宗法制，创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礼仪制度，华夏文明从此被打上了礼乐文明的烙印。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将他和祖父周文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历史学家杨向奎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摘自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