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臭名昭著地部署了生物武器，袭击并感染并杀死了数千名中国公民。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日本战略家还计划至少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对美国部队部署鼠疫炸弹，但每次都只能根据情况略为避免。最后一次这样的袭击被称为“夜间樱花行动”，设想用鼠疫感染的跳蚤轰炸圣地亚哥。
日本的生物武器计划是石井史郎将军的创意，他在1930年代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支持，成立了名为731部队的生物战部队，被看成是关东军的“防疫和水净化部门”到中国。731部队在哈尔滨平坊区（当时的伪满洲州的一部分）建立了150座大型建筑群，在那里它开发并测试了针对非自愿人类对象的武器，其中约三分之二是中国人，其中大部分其余的来自苏联。后来他们的主题包括少数盟军战俘，韩国人和太平洋岛民。
谁也不能高估731部队测试计划的可怕性。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对人类进行了活体检查，或者将主要器官切除以观察它们可以存活多长时间，然后将其遗体放入罐中腌制。受试者的四肢冻结，直到冻伤，然后用棍棒殴打或截肢。包括儿童在内的其他梅毒患者被迫与其他囚犯开枪做爱，然后观察到疾病的进展。活着的人类被用于手榴弹，毒气，喷火器和炸弹的武器测试，其中包括装有炭疽或液体细菌的空投生物炸弹。
然而，日本生物战专家所偏爱的主要武器似乎是鼠疫，即细菌感染，在黑死病中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大部分人口。感染后几天，受瘟疫折磨的人可能开始表现出症状，包括怪异的腹股沟炎，高烧，四肢坏疽和发冷或癫痫发作，未经治疗的人的死亡率约为50％。
731部队几天之内就可以生产约60磅的鼠疫病菌，其传播方法模仿了自然界发现的：鼠疫感染的跳蚤。这些跳蚤被存放在带有赛璐鳍的陶瓷Uji-50炸弹中，然后从飞机上掉落到平民社区。被释放的跳蚤继续感染当地的老鼠，这反过来又会污染食品的储存，将鼠疫传播给人类。
这种轰炸机制是日本轰炸机在中国宁波市和常德市使用的，1942年，杜利特尔（Doolittle）袭击东京后，日军发起了一场名为Sei-Go行动的复仇运动，其中包括霍乱，伤寒，鼠疫和痢疾生物武器的使用-除杀死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外，还可能事与愿违据一项估计，杀死了1,700名日军。
日本军队将中国用作其生物武器的实验室之后，开始寻找使用武器对抗其主要军事威胁的方法。1942年3月，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分别进行了十次瘟疫炸弹袭击，在那片沼泽地的菲律宾巴丹半岛上，他们拼命地拼命拼搏，他们计划丢弃1.5亿只跳蚤。但是，同盟军于4月投降，然后才可以执行攻击。同年，日本军事指挥官考虑对阿拉斯加的荷兰港进行生物袭击；印度加尔各答；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但没有实施。提出的其他计划包括感染美国的牛和粮食作物，或使用气球炸弹作为在北美洲散播鼠疫的手段。
到1944年，美军发动对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的两栖入侵，日本的军事命运变得更糟。先发制人的生物战分队在可以部署武器之前已经超支。另外，日本潜艇被派往特鲁克岛，机上有20名生物战专家，其中包括两名医务人员和致命的病原体。然而，它被另一艘美国潜艇击沉，据称是“旗鱼”号。据日本飞行员松本翔一说，在硫磺岛的血腥战斗中，731部队甚至计划通过两架德国制造的滑翔机部署生物武器。但是，这两个滑翔机在从日本转移到731部队在中国的基地时，在飞行中发生了故障。
随着对日本军方的全面失败的恐惧越来越大，石井在1944年12月构想PX行动是在美国大陆上的最后一次自杀行动。目标：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交付机制将是即将完成的新型I-400级潜艇航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最大型潜艇。这些大型船只在一个足球场长122米处测量良好，排水量为6,670吨，并装有140毫米炮枪和三架Aichi M6A Seiran水上飞机。由于它们的折叠式机翼和可移动的浮子，它们可以存放在潜艇的机库中。
人们希望通过与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进行鼠疫袭击的方法类似的方法，希望鼠疫蚤炸弹会引发一场流行病，杀死成千上万的加利福尼亚人。此外，潜艇上的突击队将降落在美国的土地上，并进一步传播霍乱和鼠疫。
这次袭击定于1945年9月22日，即日本在8月15日投降后的五周之内，代号为Ishii坚持的代号为“樱花夜行动”。 1945年3月，梅梅吉次郎·梅祖（Gen Yoshijiro Umezu）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将毫无用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中，鼠疫在美国造成了数千人伤亡和一定程度的经济中断，相信它能够扭转日本在西太平洋战场上的灾难性局势，也是一种幻想。然而，飞行教练Toshimi Mizobuchi的一份账目暗示，要等到7月底才有人员集结进行袭击。
无论如何，日本海军似乎对I-400潜艇有不同的计划，最初打算用它们对巴拿马运河进行毁灭性打击。Seiran飞行员在6月花费了一些时间，在任务被取消时在模拟的运河船闸上进行了攻击，还策划了另一种计划，对在乌里西环礁聚集的美军发动突袭，M6A被非法掩盖了美国标记。I-400和I-401两艘作战潜艇在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正在向乌利西（Ulithi）行驶，并迅速将其弹射或推入海中。
日本投降后，石井与美军达成协议：他将交出他在活着的人类身上进行的残酷实验的所有研究数据，以换取他和他的科学家免受战争罪名起诉的豁免权-安排与纳粹德国的许多科学家都为之震惊。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负责人认为这项研究“绝对无价”，因为“由于对人类实验的顾虑，它的发现无法在美国获得”。多年后，甚至有传言说石井曾去马里兰州与福特里克堡的美国生物武器计划合作。
苏联对在满洲俘虏的731部队的十二名成员并不宽容，他们发现他们在1949年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犯了战争罪，尽管数十年来，随着西方在冷战中的??宣传，被告的供词被驳回。无论如何，苏联还搜集了在平fang设施中可以找到的所有文件，并用它在俄罗斯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建立了自己的生物武器综合体。专注于炭疽的生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厂在1979年经历了一次致命的泄漏，造成数十人死亡。
考虑到疾病的不分青红皂白和不可预测的特性，使用生物武器的计划无济于事，但显得尤为短视。例如，如果在巴丹（Bataan）发动袭击，不久将成为胜利的日军可能会成为自己瘟疫的受害者。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遍针对平民的空袭被证明既残酷又没有军事效力一样，生物武器在杀死平民方面大多“有用”。如果一个生物武器永远都证明是成功的在引发大流行，这样的结果可能会被证明灾难性的冲突双方。（文/塞巴斯蒂安·罗布林（SébastienRob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