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的一天，在纽约皇后区，一位名叫珍诺维斯的酒吧经理，刚刚下了夜班准备开车回家。由于珍诺维斯自己独居，停车场到其住所有一段距离。因此，她停好车子走路回家，当时的时间为凌晨3点。突然，她发现自己被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尾随。于是，她便向右转，准备走向街角打电话报警。就在这时，尾随珍诺维斯的男人，名叫莫斯里，拿起刀朝她的背部和腹部猛刺。一时间，珍诺维斯鲜血直流，她开始惨叫，并大声呼救。由于珍诺维斯的居所在密集的居民区，她的惨叫与呼喊迅速被周边居民听见，周围房屋的灯光纷纷亮起。这时，有人就打开窗户冲着凶手莫斯里大喊：“放过那女孩。”莫斯里吓得落荒而逃。而身中数刀的珍诺维斯，勉强爬行到路边，躺在一家书店门口。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会儿后，周围的居民竟然纷纷熄灭了灯光，街道又恢复寂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凶手莫斯里发现并没有人过来察看，也没有人报警，于是决定回去。他找到蜷缩在地上、浑身是血的珍诺维斯，继续朝她猛砍，几乎把她的脖子和阴道割裂。珍诺维斯再度惨叫呼救，几分钟后，周围居民的灯光再度亮起。黄色的光点尽管就在眼前，却显得遥不可及。莫斯里再度退却，珍诺维斯则设法爬进所住的公寓大楼里。几分钟后，莫斯里又找到她，再度施暴。虽然珍诺维斯依然大声呼救，但不久之后只能发出微弱呻吟。莫斯里掀开她的裙子，惨无人道地强奸了珍诺维斯。
整个案件前前后后持续超过35分钟，从凌晨3点15分到3点50分，莫斯里三度对珍诺维斯施暴，而每次受害者都在尖声呼救，附近居民也都听见了。尽管他们开灯察看，甚至目睹事件经过，却始终没有人伸出援手。后来经警方调查统计，案件总共有38名证人隔着窗户，眼睁睁看着珍诺维斯身中多刀，饱受凌虐。直到凌晨3点50分罪行结束之后，才终于有人打电话报警了，遗憾的是此时此刻，受害女子已经身亡，救护车前来把她载走，当时是凌晨4点，而那些目睹一切的人又回房继续睡觉。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冷漠
珍诺维斯的悲惨经历被《纽约时报》地方版主编罗森塔尔得知，他敏锐地觉察到这起事件的新闻价值，洞察到关键问题所在：为什么有38名目击者，却全部选择了袖手旁观呢？于是，他奋笔写下了《38名目击者：珍诺维斯命案》的经典文章，不出所料，该文章迅速火遍美国，并引发了全美民众一片哗然，讨伐之声四起。众多读者纷纷给《纽约时报》写信，霎时间，雪片般的信件如潮水般涌向编辑部。有的读者要求将38人名单公之于众，让他们接受社会的谴责;有的读者斥责这38人懦弱、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有的读者甚至让《纽约时报》出面，敦促纽约州议会尽快修订法律，将这38人绳之于法。
然而，就在全民沉浸在“愤怒的狂欢”中时，有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们没有从道德角度去批评这38名狂欢者，也没有去抱怨美国社会道德沦丧和法律漏洞，而是在想：莫斯里的暴行，以常理判断，应该没有人会袖手旁观，只要拿起电话报警，就能帮助受害者，这可是举手之劳，既不会有生命或安全上的顾虑，也不会因与这桩案件“有关”而受连累。并且，这38名目击者中，有些是养儿育女的父母亲，有的从事护理工作，他们不可能残忍无情。
所以可以推断，珍诺维斯遇害当晚，必定有某种神秘力量在这些人的心理上作祟。这两位年轻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心理学家达利与拉丹。当时，达利刚在哈佛大学攻读完心理学博士学位，而拉丹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达利与拉丹两人考虑设计了一系列的研究，用以测试一般人在哪些情境中会漠视他人的求助，在哪些情境中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
于是两人开始设计实验，由于无法完全复原当时的谋杀案场景，所以他们就另辟蹊径，用突发疾病的场景来替代谋杀场景，看在突发疾病的情景下，人们会作何反应。达利和拉丹以研究“城市大学生适应性”为名，在纽约大学征集不知情的纽约大学学生（以下称被试）参与实验，最初参与实验的有59名女生，13名男生。
实验规则大致是这样的：达利和拉丹找了几个空房间，并让参加实验的被试，每人獨自坐在一个房间中。他们每人面前有一个麦克与音响，实验会要求他们依次讲述“自己在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但必须按照约定好的先后顺序发言，必须先听别人说完了，自己的麦克才会开启，自己才能发言。同时，因为实验的“保密原则”，被试与被试之间不能见面，所以才会安排每个人独处一个房间。而达利和拉丹的实验设计，巧妙的环节就在于：每个被试以为自己听到的是其他“同学”的发言，其实听到的内容，只不过是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类似发言的情景录音罢了。
实验正式开始了。首先实验人员播放录音谈话，录音如下：一名学生自称患有癫痫疾病，他用踌躇为难的语调对“在场其他人”表示，自己的病很容易发作，特别是在考试前。随着他的声音慢慢减弱。紧接着，另一个学生的声音（录音）出现，他听起来非常活泼健谈，谈论自己的学习与研究方向，并谈论自己的情感生活。而不知情的被试，在认真听其他“学生”说，自己也感同身受，他根本没想过这些所谓的“学生”全是假的，只是录音而已。终于轮到被试诉说自己的情况了，所有被试都很真诚地诉说了自己在大学学习与生活的情况，期待能得到他人的共鸣。在这之后，实验人员又陆续播放了几段录音，都是类似“大学生”的发言回答。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状况，之前那个声称患有癫痫疾病的“学生”突然发病了，不知何种原因，“他”的声音传了出来。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彼此隔离的房间，不知情的被试也看不到对方发作的模样，也无法看到或听到“其他被试”有何反应。紧接着，那个癫痫患者的录音继续播放，“他”开始胡言乱语，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切，然后声音断断续续，最后则不断恳求其他人的帮助，说自己快要死了，救救自己。在一阵急促的喘气声后，录音逐渐陷入寂静。此时，唯一在场的真实被试，看不见其他人，但他知道其他人也能听到这段求救声音，但因为麦克风未开，所以无法与他人商讨该怎么处理。那么，此时此刻的真实被试，在面对这样的情景时，会作何反应呢？
实验结果：责任扩散与决策时间
达利与拉丹为了尽可能还原珍诺维斯命案的场景，煞费苦心地导演这出癫痫发作的戏，历时6分钟，并设计了实验情境。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只有31%的被试采取了救助行动。这还不算完，后续实验结果更让人不解。达利与拉丹进一步调整“群体人数”后再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如果被试认为有4人或者4人以上的“其他同学”能听到呼救声时，绝大部分被试会选择，不采取行动。但如果当被试认为只剩下自己在场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救人，采取行动的比率高达85%，并且被试用于决策的时间，会在3分钟之内。此外，达利与拉丹还发现，不论被试以为的总被试人数有多少，如果在3分钟内，被试还没有向实验人员报告发生了紧急情况，那么之后他大概率不会采取行动。
终于，在达利与拉丹的努力下，他们找出了珍诺维斯惨案背后的两个关键因素：群体人数和持续时间。一方面，人们在头脑中总有个股有观念，即“人多力量大”，人越多，大家就会越勇敢，越不怕危险，更会主动伸出援手。但从达利与拉丹的实验结果来看，却不是这样，旁观者人数众多往往会阻碍救人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就是时间会影响救人行为的可能性。3分钟是行为决策的分水岭，如果超出了这个时间，被试就可能不再采取行动了。
达利与拉丹还全程观察了，在有人突发疾病的场景下，被试的情绪与行为反应，结果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惊慌失措。尽管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但他们的情绪反应却异常激烈。有些被试会对着麦克风大喊：“天呀，他发病了，我该怎么办？”有些被试会大口喘气，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在发病后6分钟之后，如果被试仍未采取任何援助行动，主试便会进入其所在的房间，这时地被试无不汗流浃背，全身发抖，他们全部进入的应激状态。然后，他们大多会开口询问：“那人没事吧？他们需要照顾吗？送医院了吗？”而主试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情，看出他们的非常沮丧难过，有的被试还表达出懊悔的情绪，他们的内心正处于严重失衡与矛盾的煎熬中。
根据没有采取行动的被试们的“异常激烈”情绪反应推测，达利与拉丹认为他们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还没下定决心是否要行动”。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豫不决。相对而言，采取行动的被试内心，就不会出现矛盾冲突。可以想象，那些目击了珍诺维斯命案的人，内心应该也饱受煎熬，袖手旁观多半是因为惶恐犹豫，以致手足无措，而非一般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城市人都是冷漠无情的。于是，达利与拉丹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也称“旁观者效应”。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从紧急事件发生，到出手相助，必须满足以下五个过程：一是必须注意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二是必须把事件判断为紧急情况，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每个人判断紧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必须要让大家都认为是紧急的事情，比如有生命危险;三是必须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四是必須有行动的知识和能力;五是需要有行动的意愿，如果代价太大、风险太高，人们就会倾向于放弃。那么，如果当你突发危机状况，你又该怎么办呢？首先，大声呼救，能喊多大喊多大，必须引起他人的注意;其次，明确地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情况;再次，从人群中指定一个人来帮助你，并且明确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最后，告诉他帮助你没有任何成本和风险，消除他的顾虑。
作者：潘楷文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