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图片上部的建筑群即为国际商贸城，远处的最高楼为义乌世贸中心。图/图虫·创意
不少义乌孩子都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出门旅行，在景区为亲朋好友带了“回头货”，到家却被长辈一顿数落：
“麻包！都是义乌市场里批发过去的！不好回家买？”
确实如此，几乎在每一个旅游区里，都有一条“老街”，千篇一律地卖着从义乌批发而来的工艺品，充实着文青们的打卡圣地；而几乎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你都能找到一家打着“义乌小商品”招牌的市场，货架上陈列着价格堪比某宝的日用百货。
作为银河系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对于义乌这座城市来说，几乎天天都像是在过“双十一”，每隔一秒，都有数以万计的货物从这里发向世界各地。她不沿海，却拥有省内唯一一座内陆港——义乌港；她的“义新欧”班列，驰骋千里，直通欧洲腹地；在2019年的“中国百强县”排行榜上，她名列前五，人均收入更是屡屡夺魁……
然而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却只会一边“低调”地跟你说自己来自“十八线小县城”、“山沟沟里”，一边风轻云淡地指着满街的豪车，不动声色地抬起新买的名表。
那么，义乌人到底是怎么发财的呢？
浙江之“心”，不一样的烟雨江南
义乌，是一座“非典型”的江南小镇。
从地图上看，义乌恰好处在浙江省版图的几何中心，位于金衢盆地的东头上。这里东、南、北三面环山，义乌人的母亲河——义乌江与中国江河浩荡东去的主流相悖，特立独行地自东向西贯穿整座城市，仿佛预示着义乌人敢于“逆流而上”的刚勇性情。
与传统印象中富饶的江南水乡不同，往北，义乌和自古繁华的苏、杭遥隔重山，在过去的岁月里一直闭塞难行；向东，则与沿海的宁波、温州相去千里，也无法享受海洋带来的便利航道；只有西边连通同样身处内陆的金华和兰溪，三者“义结金兰”，堪称难兄难弟。
更让人糟心的是，在义乌，中低山和丘陵的面积占到九成以上，耕地则多为质地黏重的黄土和红土，义乌人所说的“红金泥”湿时泥泞、干时多孔，保水保肥性都很差，极不利于农植。因此，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行商坐贾”似乎成为了当时义乌人唯一的出路。
▲义乌德胜岩，又名“稠岩”，义乌的“稠城”“稠州”得名于此。摄影/夏林伟
我一向认为，当命运对你进行“围剿”时，或许恰恰是在引导你走向一条繁花似锦的路。当第一个义乌人挑起货担，摇着手上的拨浪鼓，出没于山区、农村和街巷之间，用自家熬制的红糖换取鸡毛、鸭毛和鹅毛时，一股强大商业基因开始注入义乌人的血脉之中。
这种叫做“鸡毛换糖”的商业模式，看似原始而简陋，背后却蕴藏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红糖，来自江边大量种植的甘蔗，作为一种对水分需求远胜于肥料的植物，甘蔗在精心灌溉下易于生长。当地人凭借精湛的制糖技艺熬成的红糖，深受各家各户的欢迎，甚至成为一代人甜蜜的童年记忆。
▲ 义乌的土法制糖。这项技艺从宋代开始就已在义乌流传，是本地人的看家本事。摄影/刘善学
而以之换来的禽类羽毛，则被“糖担”（义乌挑担郎的别称）们带回家，大多与草木灰、人畜粪便等一同制成“塞秧根”的肥料，逐渐解决了土地瘠薄的问题；更上品的羽毛，则被用来扎成鸡毛掸子，作为这条“产业链”用以盈利的副产品。
随着肩担日月、背负乾坤的“糖担”队伍不断壮大，义乌逐渐形成了一支以拨浪鼓为“图腾”、有着明确分工和组织纪律的团队——“敲糖帮”。他们的经营范围也不再局限于鸡毛和红糖，而是转向山区一直短缺的小日用百货，明确了“用户需求”；还形成了“出六居（进）四”让利于人、“开四门”广交朋友的行业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或许因为同样面临着地少人多的困境，或许是同样具备“寄命于商”的信仰，义乌人对当年叱咤风云的徽商们充满了敬意，顺流而来的徽州人也在义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带来盐、文具、典当等行业，同样带来先进的商业思想和徽州文化。至今，在义乌的佛堂老街中，依然存留着大量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美人靠、徽雕和“四水归堂”的天井。
而当徽商早已成为历史的旧迹，义乌人却把这股商业精神继承下来，一遇风云便化龙，成就了一座建造在市场之上的浙中雄城。
市场不是一天建成的，老板不是一天当成的
义乌人对于商业的认同感，首先从称呼上体现出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的人，像义乌人一样喜欢将“老板”“老板娘”挂在嘴边，甚至取代了“先生”“女士”，成为称呼彼此的日常用语。或许在他们眼里，天下所有人都有成为生意伙伴的可能；抑或是如坊间传闻，每十个义乌人里，就有一个在市场拥有摊位。
而义乌的老板和老板娘们，大多都是在街头集市上练摊练出来的。
最开始是在廿三里镇，当“敲糖帮”们放下货担，在闹市中支起小摊，当地政府特地为他们发放了7000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形成了最初的乡间小市场；而后几经波折，在当时的时局下，县委书记谢高华以乌纱帽作保，力排众议，在湖清门的一条臭水沟边，开放了“稠城镇小百货市场”。自此，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横空出世，而这，只是一个商业传奇的开端。
▲图1-3：分别为拍摄于1984、1986、1992年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摄影/郑运福；图4：现在的义乌商贸城。摄影/卢文
市场建立起来了，义乌商人们仿佛接过了“敲糖帮”先辈们手中的拨浪鼓，重新挑起了货担，从当年的群山之间走出来——往北，经过江苏、安徽等地，义乌人的生意能一直辐射到东北三省；向南，则从江西人、福建人那里拿货，直奔当时开放程度更高的广东。
外界评价浙商，都说温州人和义乌人最能吃苦。从广东拿货回来，绿皮车上没座位，义乌老板们就连货带人往位子底下一钻，甚至市场上流传着“要当老板，先睡地板”的说法；而家中做生意的小孩，往往有过在父母的摊位上写作业的童年经历，把书本摆在货堆上，诵读声与叫卖声一唱一和。
在“历史的进程”和“自我奋斗”的作用下，三代义乌人经历了五代日新月异变化的市场。到今天，以建立“自贸特区”为核心的第六代市场正蓄势待发，意图从过去国内生产、远销海外的出口贸易，转向“买全球，卖全球”的转口贸易，当起全世界“赚差价的中间商”。
“就像同样是点外卖，假如见到过这家餐厅长什么样子，顾客或许会更放心一些。”
▲如今的“义乌小商品”早已摆脱了“地摊货”、“质量差”的印象。最近十多年，义乌搭上“电子商务”的快车，这座小城创造出一批又一批财富奇迹，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越北上广，全国第一。图/视觉中国
锱铢必较的艺术，诚信包容的胸怀
外地人来义乌，总觉得义乌人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太抠，第二是排外。
前者主要体现在义乌老板娘们冠绝天下的杀价本领上。在义乌市场里买东西，就如同打一场拉锯战，战场形势变幻莫测——有时嗓门要大，气势要足，上来先杀到五折；有时得低声细语，慢慢商量，让他三分又何妨。在进和退之间需要达到一个完美平衡，才能拿到满意的价格。
而两个义乌人谈生意，不论杀价、抬价的过程有多激烈，似乎最后总是能谈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原因在于早在生意开始之前，大家心里就有着一杆秤，几轮试探下来已经互相看得明明白白，因此能很快达成默契，实现双赢。
这种“斤斤计较”的态度，来源于老一辈们穷困岁月的经历，需要从一分一厘中去养家糊口讨生活。不止在做生意上如此，在日常生活中，老义乌们也总是能节约就节约，因此看上去确实很“抠”。
然而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义乌人则显示出他们豪气的一面——全市风光最秀丽的地方，留给了全市最好的学校，义乌政府不惜斥巨资开山修路，建成了这座背倚青岩山、坐拥白彦湖的义乌中学。以至于义中学子考上大学后，还时常暗中比较，怀念母校的水色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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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看似“排外”这一点，则源于义乌人自古以来的团结。在明朝的时候，名将戚继光就有感于义乌人能成千上百地联合在一起英勇护矿，将之收入麾下，组成了赫赫有名的“戚家军”；而在市场兴起之初，义乌人往往是拉帮结伙地去进货，谁发现了优质货源，都得带上父老乡亲一同发财。
义乌人从来都是诚信而包容的——这座只有80多万户籍人口的小城，每年都接纳了上百万的外来建设者，其中包括1.3万以上的外国人，外籍人口比例不输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些海外来客，几乎都是随着义乌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慕名而来的商人，并大多爱上了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将她当成了“第二故乡”。
大量的外来文化，构成了义乌极具特色的烟火人间——在灯火如昼的宾王夜市上，你可以见到穿着白袍的迪拜人操着一口阿拉伯味儿的义乌话，和地摊上卖衣服的大妈奋力杀价，熟练的动作、凌厉的眼神完全不输本地的老板娘；在“异国风情街”中，你可以品尝到土耳其的烤肉、印度的飞饼、泰国的菠萝饭……而在你的身侧，或许正有个非洲小哥啃着街边刚出炉的东河肉饼。
而到每年春节，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返乡，义乌就成为了一座“空城”，卸下了一年的忙碌与疲惫，繁华声尽，平素热闹的市场和街道上一派冷清。这时候，大多数义乌人都会选择回到乡下过年——年三十那天，全家人围坐在老式的八仙桌边谈天说地，桌上除了鸡鸭鱼肉，还得有印着红色“福”字的大馒头，就着“乌肉”（红烧肉）和“禄笋”（切成长条的笋干），才算是一顿体面的年夜饭。
直至元宵节迎完龙灯，年味才逐渐散去，义乌人陆续回到岗位。那些穿着花棉袄窝在乡下看春晚的丫头小子，重新变成意气风发的老板老板娘，继续他们和这座城市传奇的商业征途。
▲每年正月十五“迎龙灯”，是义乌人过春节的保留节目，龙灯越长，代表这个村子人丁兴旺。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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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叶吟啸
图片编辑丨DCzhang
地图编辑丨Paprika
封图| 视觉中国
参考资料
本文部分图片选自《风物中国志·佛堂》
